稀土集团四位高管集体辞职，引发广泛关注：开放与封闭的十字路口

编者按：

中国稀土集团四位高管的集体辞职，引发广泛关注，舆论围绕技术保密、人才流动与国家安全展开激烈讨论。稀土作为战略资源，其核心技术的确需要保护，但过度反应可能适得其反。

历史经验表明，封闭无法真正保障技术领先，唯有开放创新、优化人才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既需完善保密机制，也应保持开放自信，避免因噎废食。如何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定力。

稀土之困：在开放与封闭的十字路口

特约撰稿人 万民 夙来 石磊

四名中国稀土集团高管的集体辞职，如同一枚深水炸弹，在舆论场激起千层浪。廖春生、杨国安、董贤庭、郭惠浒的名字突然与“泄密”、“防范”、“管控”等词汇紧密相连，公众情绪迅速被点燃。有人主张立即禁止这些高管出国，有人呼吁加强技术保密措施，更有人将此事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这种反应背后，折射出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如何在保持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稀土作为“工业维生素”，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但过度反应与封闭保守是否真能保护我们的核心利益？或许，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和更理性的战略思维来审视这一事件，而非简单地诉诸情绪化的排外反应。

技术保密与人才流动的悖论，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稀土提炼技术，作为中国历经数十年研发积累的核心竞争力，确实需要合理保护。但将四位高管的职业变动直接等同于技术泄密风险，这种推断缺乏事实依据，也反映了某种过度敏感的封闭心态。

历史告诉我们，明朝的海禁政策未能阻挡西方船坚炮利，清朝的闭关锁国反而加速了自身的技术落后。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大规模派遣技术人员赴欧美学习先进经验。

技术保护的边界在哪里？美国硅谷的成功证明，适度的人才流动与知识共享恰恰是技术创新的催化剂。中国稀土产业要实现持续领先，需要的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构建更具吸引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让顶尖人才愿意留下、乐于贡献。

稀土之争，本质上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一个缩影。中国拥有稀土资源优势，但真正的战略高地，在于提炼加工技术。

西方国家，试图通过高薪吸引中国技术人才，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关键技术的激烈争夺。然而，应对之策不应是简单禁止人才流动，而应思考：为何我们培养的顶尖人才会被海外条件吸引？

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阿里巴巴的达摩院等案例表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体系与科研环境，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将技术保护等同于限制人身自由，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从长期来看，更会削弱国家的创新活力。2018年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反而激发了中国自主创新热潮，这一悖论启示我们：真正的技术安全建立在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基础上，而非对人员的物理禁锢上。

在全球化的今天，稀土产业链早已深度交织，没有任何国家能完全自给自足。中国稀土产业的优势地位，恰恰是在参与全球竞争中建立起来的。过度强调保密而忽视国际合作，可能导致技术路线的封闭与僵化。

日本稀土回收技术的突破、澳大利亚稀土项目的推进，都在提醒我们：技术优势是动态的，需要持续创新来维持。

美国通过《国防生产法案》加速稀土供应链本土化的同时，仍与澳大利亚等盟友保持技术合作。对中国而言，构建稀土技术的“开放创新”体系或许比“封闭保护”更为明智——在确保核心机密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利格局，这才是大国智慧的体现。

四位高管的职业选择，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反映了社会对技术安全问题的普遍焦虑。但这种焦虑不应导致我们重拾冷战思维，将每一位与外资企业接触的科技工作者都视为潜在泄密者。

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暴露出的人才流失问题警示我们：封闭环境难以孕育顶尖创新。相反，以色列在强敌环伺中仍保持科技领先的经验表明，开放与安全可以平衡。

中国的稀土战略，需要更加自信——自信于我们的制度优势能够提供不逊于西方的发展平台，自信于我们的创新文化能够持续产生突破性成果，自信于我们的法治体系能够合理保护国家机密而不损害个人权利。

总之，稀土之争，终归是人才之争、制度之争、创新环境之争。面对高管离职引发的舆论风波，我们既要保持必要的高度警觉，完善技术保密与竞业限制的法律框架，又要避免陷入排外与封闭的陷阱。

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抉择，不会因为某些技术领域的竞争而逆转。真正的技术安全，来自于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吸引力的科研环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健康的创新生态。

禁止出国之类的情绪化提议，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人才吸引力。

在稀土这个战略领域，中国需要展现的是一个大国的从容与智慧——既能守护核心利益，又能保持开放胸怀；既能保护现有优势，又能持续开拓新疆域。这或许才是“稀土四高管”事件给予我们的最深启示。

编辑 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