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05 ：一战参战国如何定位战争目标与立场？

1、1914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在帝国议会公开宣称德国参战是出于“防御”而非“占有欲”，以此争取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贷款，营造了自卫的假象。然而，仅一个月后，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制定的“九月计划”便暴露了真实意图：计划吞并法国隆维-布里埃矿区、卢森堡，将比利时降为附庸国，并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中欧经济联盟”，旨在控制欧洲大陆的经济与政治。激进派如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卡拉斯更主张将俄国边界推回彼得大帝时代，推动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重工业家蒂森则要求吞并比利时、法国东部及波罗的海沿岸，甚至控制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这些目标显示，德国表面强调防御，实则系统性地规划领土扩张和霸权建立，其战争定位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吞噬欧洲的野心。也因此德国在战争初期利用“包围论”煽动民族情绪，但内部文件如1914年的“战争目标备忘录”已明确将东欧和非洲殖民纳入计划，反映了其以安全为名行扩张之实的策略。

2、德国内部在扩张方式上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以弗里德里希·瑙曼为代表的温和派在1915年著作《中欧》中主张建立以德国为首的经济联盟，反对在西线直接兼并主权民族国家，以避免激化国际矛盾；而泛德意志运动和重工业家（如蒂森）则要求在东西线全面扩张，包括吞并比利时和波罗的海省份。尽管双方在具体手段上争论不休，但在扩大殖民地问题上高度一致，尤其是针对中非的资源掠夺。1915年春，多个经济协会、学者和艺术家联名支持泛德意志计划，柏林神学家西贝尔格甚至将殖民扩张视为“德国文化使命”；温和派媒体如《柏林日报》的编辑沃尔夫虽反对西线兼并，却默许东线扩张。这种内部矛盾并未削弱殖民共识，反而在1916年的“战争目标辩论”中强化了德国对非洲和东欧的野心，体现了其战争定位中“对外扩张优先于内部协调”的特点，最终推动政策向更贪婪的方向发展。

3、法国参战的首要目标是收复1871年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吞并的阿尔萨斯-洛林，这一诉求凝聚了全民共识，同时还包括恢复比利时主权和索要巨额战争赔款。但军方和民族主义者野心更大：总司令霞飞在1916年提议将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拆分为法国控制的小国，以永久削弱德国；“法国行动”等极右组织甚至公开主张吞并该地区。总统普恩加莱虽公开强调“正义复仇”，但私下支持拆散德意志帝国，只是碍于英国反对和国内民意而未公开表态。1917年3月，总理白里安与俄国签订秘密协议，法国支持俄国吞并波兰和东普鲁士，以换取俄国对法国吞并萨尔和拆分莱茵河左岸的认可。这些行动显示，法国的战争定位超越了单纯复仇，暗含重塑欧洲格局的野心，其目标是通过领土分割和经济控制确保对德国的长期优势，反映了民族主义与地缘战略的复杂交织。

4、英法通过秘密协议和宣言系统性地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1916年5月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议》表面上承诺在阿拉伯地区建立“自治国家”，实则划分势力范围，法国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掌控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埃及，巴勒斯坦则由国际共管。这一协议无视阿拉伯民族自决，旨在掠夺石油资源和战略要地。1917年，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声称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实则为争取美国犹太财团支持并巩固自身在中东的统治。史实上，这些行动与战时阿拉伯起义（如劳伦斯领导的行动）形成对比，暴露了英法以“解放”为名行殖民瓜分之实。战争结束后，这些协议直接影响了委任统治体系的建立，凸显大国通过战争目标实现帝国主义扩张，而弱小民族主权被彻底无视。

5、英国的战争目标核心是维持欧洲“均势”，防止任何单一强国主导大陆。1916年秋外交部备忘录明确：重建比利时独立、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并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甚至考虑德奥合并以平衡力量。但英国坚持“不使法国过强、也不将德国逼入绝境”的传统策略，例如在1917年反对法国过度削弱德国的计划。同时，英国有明确底线：铲除普鲁士军国主义，限制德国经济与海军实力，以保护自身全球利益。实际上，英国在战争初期以“保卫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参战，实则担忧德国工业崛起威胁其帝国地位；战后，这一均势思想体现在凡尔赛条约中，英国反对过度惩罚德国，以避免破坏欧洲的均势。英国的战争定位体现了老牌帝国的实用主义，既通过战争削弱对手，又力求维持长期平衡。

6、“1914年理念”由学者约翰·普伦吉于1915年提出，经鲁道夫·契伦传播后成为德国战争宣传的核心，它否定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宣称德国代表“义务、秩序与正义”的更高道德，强调“人民共同体”和国家强权。契伦将1914年定义为“建设的革命”，对抗19世纪的“破坏性解放”，并将社会主义元素与国家主义结合，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概念，为战争合法性辩护。这一理念在知识界广泛传播，如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将其用于论证德国文化的优越性。史实上，它服务于德国战争目标，将一战渲染为意识形态斗争，以动员民众支持扩张政策；战后，该理念影响了纳粹意识形态，显示其如何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对外对抗的工具，掩盖了战争的侵略本质。

7、德国知识分子将战争包装为德英之间的“文化冲突”：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最早提出“一战是德英之战”，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商人与英雄》中将英国描绘为“商业主义”和物质文明，德国则为“军国主义”和精神文化代表，称德国士兵是“战壕中的浮士德与贝多芬”。1918年，托马斯·曼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中极端地将战争定义为“德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捍卫德国独裁体制，反对民主“污染”。这些论调刻意模糊战争的经济与领土争夺本质，将德国军国主义美化为文化捍卫。这种意识形态对抗源于长期竞争，如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德国利用它煽动民族主义，而英国则以“自由对抗专制”回应，凸显战争目标如何通过文化叙事合理化。

8、英法知识分子将批判焦点集中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回避全面否定德国文化：英国以军事作家弗里德里希·冯·贝恩哈迪（《德国和下一场战争》作者）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宣扬“战争是民族考试”）为靶子，甚至误将尼采归为军国主义代表。哲学家伦纳德·霍布豪斯在《冲突的世界》中指出德国国家理念“控制个人、无视人性”，与西方文明背道而驰；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直接称德国为“野蛮人”，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斯强调法国抵抗是“解放人类免受傲慢锁链”。这种批判凝聚了盟国民意，服务于战争动员，例如在1917年宣传中突出德国暴行（如对比利时的入侵），以强化道德优越感。英法通过将战争定位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正义斗争，掩盖了自身的帝国主义目标。

9、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915年著作《德国与产业革命》中剖析德国为“矛盾体”：拥有尖端工业技术，却保留普鲁士封建军国体制，如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制度和好战传统。凡勃伦对比德国与英国：德国理想是“倾尽资源搞军事扩张”，英国则是“军事仅保和平”；德国人从“王朝国家”思考，英国人从“人民自治”出发。他指出这种撕裂导致德国无法融入西方民主进程，反而利用工业力量服务专制野心。凡勃伦的分析预见了一战后期德国的内部危机，如1918年革命爆发部分源于体制矛盾；该理论揭示了战争目标如何受制于国家结构，德国定位在现代化与封建遗产间摇摆，注定了其扩张的危险性。

10、列宁于1916年在流亡中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将一战定性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他指出金融资本垄断、资本输出和世界瓜分导致列强冲突，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殖民矛盾不可调和。列宁痛斥各国社民党（尤其是德国社民党）支持战争贷款为“背叛社会主义”，主张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内战”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该理论基于一战前殖民争夺（如摩洛哥危机），并影响了1917年俄国革命，列宁以此定位战争为阶级斗争，否定民族主义辩护。这一视角补充了传统史观，揭示参战国目标背后的经济驱动，以及意识形态如何服务于统治精英。

11、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初曾象征性支持“国际团结”，但很快分裂：德国社民党以“对抗俄国专制”为由于1914年8月同意战争贷款，但1914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成为首位反对者，1916年左派成立“斯巴达克同盟”，彻底分裂；法国社民党实行“神圣同盟”，成员加入政府，反战派仅占少数，1916年仅三分之一议员反对战争；英国工党起初反战，却很快批准贷款，领袖麦克唐纳因反战辞职，工党后来支持兵役制，倒向战争阵营。这种分裂源于民族主义压力与阶级利益冲突，如德国社民党担忧镇压而妥协，战争目标检验了其国际主义信仰，最终许多党沦为政府工具，凸显了战争定位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