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位少帅的豪赌改变了中国命运。

“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张学良晚年回忆西安事变时，依然情绪激动。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震惊中外。

这一夜，中国历史的走向被彻底改变。

少帅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最高领袖下手？是心血来潮，还是积怨已久？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心挣扎？

01 少帅的愤慨：被激怒的豪杰

“我真怒了，我真火了，所以才会有了西安事变”。多年后，张学良依然清晰记得那个让他怒火中烧的瞬间。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上万名爱国学生前往蒋介石住处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接见，还对张学良说：对这些学生，“用机关枪扫射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学良。“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冲动背后，是长期积压的愤懑。张学良对蒋介石“一斧两砍”的策略心知肚明——将东北军调入陕甘攻打红军，既打击红军又削弱杂牌势力。

在劳山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损失了两个师，蒋介石不仅不给补充，还乘机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

02 国内局势：内忧外患下的中国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却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将东北军调来与红军作战。

张学良发现“剿共”没有前途——“红军靠‘剿’是‘剿’不完的，因为‘老百姓都不支持我们’。”

他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拒绝。张学良在晚年回忆中描述：“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吶，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

两人争执的焦点在于对日政策。张学良认为：“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则反驳：“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

张则反驳道：“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03 国际角力：美苏英日的不同算盘

西安事变一出，世界大国纷纷作出反应。

苏联与共产国际通过《真理报》指责张、杨扣蒋是“叛变”，“俨然高举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消息报》也指责张学良“假借抗日口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苏联政府害怕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

英美与苏联立场惊人一致。美国《华盛顿星报》发表社论，声明美国各方正“注视日本之秘密活动”。英国《泰晤士报》的态度更明确：“内战将使南京削弱、分裂，而和平则可以强硬对日。”

在英美看来，一旦蒋介石被杀或倒台，南京政府很可能被亲日派把持，将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

日本则希望中国陷入内战。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威胁说，“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只要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日本将给予援助——实则是希望中国内战，日本好从中渔利。

04 蒋介石思路：“攘外必先安内”的固执

蒋介石被扣后，一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连遗书都写好了。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对抗日本。

蒋介石为何如此固执？从历史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是促成他后来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

但在当时，他完全拒绝考虑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建议。甚至当张学良多次哭谏，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

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在“哭谏”无效后，才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05 张学良心路：从顺从到反叛的挣扎

张学良的内心经历了艰难的挣扎。作为军人，他本该服从命令；作为爱国者，他却无法坐视国家沦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当时各界对他一片喊杀声，“爱国地下组织声言要暗杀他”。一项纪录显示，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曾劝他联共抗日，张学良最初反应是：“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不是太混蛋了吗？”

秘书反驳：“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呢？”

张学良的回应显出他的度量与自省：“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几乎处于崩溃边缘。一边是领袖，一边是家仇国恨和人民怨怒，少帅内心波涛翻腾。最终，爱国热血战胜了盲目忠诚。

06 杨虎城角色：鲜为人知的关键推手

在西安事变的历史叙事中，杨虎城往往被放在张学良之后，但他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也被调到陕甘攻打红军。与张学良一样，他也“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就过去的问题向杨虎城作自我批评，解决了杨虎城内心的一些疙瘩。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内心还存在的一些不快。

周恩来后来曾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变化发展的一种真实写照。

07 中共立场：从审蒋到保蒋的转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起初也有不同声音。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通电，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士不满蒋介石内外政策的必然结果，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

但随着形势发展，中共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明确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或者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

随后，应张、杨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代表团于17日赶赴西安，当晚就和张学良、杨虎城会商。

周恩来预判先判的能力有助中共准确快速把握事态。他初到西安就根据情况判断：”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於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於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08 民众呼声：抗日救国的时代强音

西安事变不是孤立的军事政变，而是全国民意沸腾的体现。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事变发生后，“广大爱国民众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以谢国人”。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深受影响。东北军将士“不愿再和红军作战，纷纷要求北上抗日，打回老家”。这种情绪无疑影响了张学良的决策。

09 谈判博弈：惊心动魄的三方会谈

12月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出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也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

双方于24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24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0 事后结局：截然不同的命运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他后来解释：“好汉做事好汉担，所以我陪蒋委员长回南京。”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杨虎城后来被特务杀害，而张学良则被长期软禁，失去了大半辈子的自由。

11 历史回响：少帅的反思与坚持

晚年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有自己的坚持。1991年，当被问到《西安事变忏悔录》时，他明确表示：“什么‘忏悔录’？我没写过‘忏悔录’，我没什么好忏悔！”

他说那是“反省录”，而不是“忏悔录”。他回忆，当时是蒋介石要他写写“有什么想法”，他才“试验试验”写了。

对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王冀，张学良坦言：“作为军人，按军法来说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我没做错！我为了爱国、为了救中国，我一定要让蒋委员长了解，抗日为何重要。”

他甚至曾考虑回大陆看看，还问王冀：“你看我到大陆去怎么样？这么多年没回去，也该还东北父老一个人情”。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中共的统战工作时，他回答：“我现在也没有利用价值嘛。”

但最终，张学良因政治考量未能成行。

对于自己在历史中的定位，张学良曾用一个比喻形容：“西安事变”好像灯泡，把这个灯泡暂时关一下擦一擦，再放回去不是更亮吗？至于后来这个“灯泡”在大陆“熄”了，张学良说“跟我没有关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可以想象：若无那个冬天的兵谏，中国的抗战之路或许会更加坎坷。张学良以半生自由为代价，改写了国家命运。

在夏威夷的夕阳下，晚年张学良是否曾回想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也许，他早已给出答案：“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还是会发动‘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