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功的政治前景何在？

作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

知名日本经济研究专家、资深财经评论家。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前高级研究员，《东洋经济周刊》特约记者。出版有关日本的月刊通讯简报《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长达20年，现运营博客“日本经济观察”（Japan Economy Watch）。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纽约大学讲授日本经济课程。著作包括《日本体制之困：日本经济奇迹的兴衰》《日本涅槃：漫长的复苏之路》等。

地壳板块的移动非常缓慢，却不可阻挡。最终，张力变得不可抗拒，大地断裂，景观不再相同。此时此刻，日本的社会基础也在悄然发生着地壳运动。然而，与地壳板块不同的是，它们的力量并非无法抗拒。相反，对破坏的恐惧使抵抗力量变得强大而坚定。日本的这一过程也很难像地震那样骤然发生。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历史的菜单上没有停滞不前这一条。如果日本不能重振过去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就会继续遭到腐蚀，民众和政治也会随之承受巨大压力。尽管全面振兴经济绝不是仅仅依靠创造出更多的瞪羚企业就能实现的，但是没有瞪羚企业，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日本的紧张局势源于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日本的统治精英，即由自民党、强势省厅中的保守派领导层和以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代表的大企业联盟构成的所谓“铁三角”，其政策偏好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联盟的需求相矛盾，而几十年来，精英一直依赖于这一“铁三角”的支持。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铁三角”一直试图通过各种微调来解决这一矛盾。这一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对真正复苏所要求的更根本性改革望而却步，甚至对一些看似不会对其权力或地位构成什么威胁的简单改革也退避三舍。相反，正如上文详述的，它通过将巨额国民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使情况变得更糟，比如在降低企业税率的同时提高家庭税率、通过日本央行的零利率政策将收入由家庭储蓄者转移给企业借款者，以及通过压低日元币值将收入从普通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这种转移抑制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迫使政府依靠长期赤字来维持经济运转，并通过极低的利率来维持僵尸企业的生存。

自民党并非总是如此拙于适时而变。过去，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自民党也会巧妙地随之改变。20世纪70年代，由于作为自民党主要选民基础的农民群体的减少，自民党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于是，它转变了政策，以吸引城市选民。通过迅速实施全民医疗保健、强有力的反污染法、保护小零售商免受效率更高的大型商店影响的法律以及增加农业补贴，自民党在不疏远原有选民的情况下吸引了新的支持者。其中一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有益的,另一些则为最终的经济衰败埋下了伏笔。虽然工会从来不是支持自民党的基础力量，但是自民党绕过工会领袖以吸引蓝领工人,将其在产业工人中的得票率从1965年的25%提高至1985年的50%。

如今，自民党尚未实现类似的路线调整，尽管它似乎在努力尝试。自民党之所以能保住政权，并不是因为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是因为反对党似乎如此软弱无能，以至于那些对自民党心怀不满的人干脆就不去投票。投票率一直在下降。正如彭佩尔（T. J. Pempel）解释的，政治体制无力变革甚至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统治不像以前那样得力，形势恶化了，他们因此失去了民心。体制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在如何应对局势恶化的问题上，社会经济支持基础和领导集团内部都出现了裂痕。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精英官僚中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趋势，因为看似简单的一段困难时期变成了“失去的数十年”。最先意识到经济下滑严重性的是通产省和财务省一些最有才华的官员。低增长不仅造成了作为自民党支持基础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裂，而且在各个利益集团内部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各种针对农民的保护主义措施导致消费者要支付昂贵的食品价格。在经济增长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这种经济矛盾对人们来讲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当低增长意味着要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中为获得更大的份额而展开争夺时，这种矛盾就变得难以容忍。

新技术使得曾经被视为铁板一块的大企业出现了分化。一些企业和行业受益于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另外一些适应能力较弱的企业和行业，比如很多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则受到了数字时代的冲击。在乐天公司三木谷浩史的领导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企业成立了自己的游说团体，名为日本新经济联盟。其中一些企业离开了严重偏向于传统重工业企业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现在,日本新经济联盟定期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会面，为自己关心的议题进行游说，创业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这样的裂痕也不足以实现彭佩尔所说的体制变革，即出现一个新的领导集团，拥有更好的政策形象，能够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围绕不同的经济社会联盟组织起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以及后来罗纳德·里根的保守联盟的崛起，就是体制变革的典型例子。任何政权都不会凭空消失，除非有什么东西能够取而代之。在日本，新的选项仍在形成过程中。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彭佩尔先知先觉地写道，“在确定任何新的平衡体制之前，可能会有更多的分裂、调整和试错。实际上，无法保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一目了然的情形”。

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方案,并且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支持该方案的联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可以替代的领导层。好消息是，解决方案正在形成。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来自新一代学者，他们提供了真知灼见和政策建议。大约100名政策导向型学者是经济产业省智库（成立于2001年的经济、贸易和产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很多人在日本几家独立的智库工作，比如佳能全球事务研究所大约有50人。创建更多独立的政策导向型智库将是一大进步。改革的最大障碍不是缺少好想法，而是缺乏将好想法付诸行动的政治意愿。

尽管体制变革看似发生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比如一次至关重要的选举，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会在一个关键时刻达到高潮。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推行零敲碎打式的改革，以促进更多瞪羚企业的诞生。这不仅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还能提升利益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而这些利益集团与进一步的改革息息相关。政治成本和预算成本低而经济收益和制度收益大的措施，如修改税法，为新企业提供更多研发援助;实施能催生更多天使投资人的税收激励措施;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大学孵化新企业或者与之合作。虽然其中一些措施会损害部分现有企业集团的利益，但是也有很多现有企业集团会从中受益，比如需要与新生物技术企业开展开放式创新的制药巨头。

日本需要的是一些目光远大、意志坚强的官员，他们可以与首相官邸的决策者、国会议员和各类有实力的企业结盟。这些人的动机各不相同。自民党内一些支持创业的改革者只是想让自民党进行调整，以延续其统治。自民党和官僚机构中的其他人则会寻求提升日本的增长潜力，或解决某些特定问题，甚至是为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在野党中的一些人将会寻求最终赢得选举的方法。正如一句日本谚语所讲的，他们是同床异梦。梦想不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进展将在社会上产生滚雪球效应。成功可以再接再厉。比如，像瑞可利和乐天这样的企业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们的很多员工都创办了自己的新企业。回想一下，1986年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最终降低了瞪羚企业在招聘优秀员工方面的困难，因为该法案导致受过教育且雄心勃勃的女性人数激增。2022年，岸田首相提出了一项议案，尽管存在缺陷，但仍设定了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新建10万家高增长创新型初创企业的目标。改革派官员仍在试图利用岸田文雄的呼吁来完善具体的措施。

日本体制变革的漫长过程最终会导致自民党像1993年那样分裂或者像2009年那样在选举中下台，从而使日本进入政党轮流执政的新时代，还是自民党会像罗斯福时期的美国民主党和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样转变政策，一切都尚未可知。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某种转变，日本将继续无限期地在痛苦中挣扎。我们还知道，自民党执政基础的内部裂痕正在扩大，就支持截然不同政策的社会基础和认知基础而言，一些要素正在出现。形势悄然变化，为体制变革创造了机会，而这种机会在10年前或20年前是不存在的。本章的重点是研究这些裂痕和调整，首先从政党开始，然后转向官僚体系、大企业、劳工和中小企业。

政客承诺实施结构性改革，但未能实现

日本选民并非感觉不到变革的必要性。21世纪以来，日本选民曾在2005年、2009年和2012年三次以压倒性多数选择了声称拥护改革的政客。这三次获胜者都未能兑现承诺。由此导致了一种极为普遍的宿命论，认为改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过度悲观与不切实际的乐观一样有害，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回到这个话题。

2001年，小泉纯一郎登上首相宝座，誓言要击垮他所谓的“旧”自民党内的“抵抗力量”。他宣称，“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但是在他看来，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先行。他的口号是“改变自民党，才能改变日本”。2005年，他清除了自民党内反对各种政治改革的国会议员，并在随后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坚持政治优先导向，他唯一留下来的经济成就是与内阁成员竹中平藏合作，结束了长期的银行危机。更糟糕的是，他刚一卸任，政党政治就恢复如初。他指定的继任者安倍晋三甚至让那些被小泉纯一郎清除的国会议员重返自民党。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缺点，小泉仍然使得公众心态发生了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改变，即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甚至那些最反对改革的人也不得不自称改革者。

下一步是在2009年，自1947年以来，选民首次通过选举将执政党赶下台，这与1993年自民党分裂不同。与小泉纯一郎一样,反对党日本民主党也是打着转型的旗号取得了胜利。如果民主党有足够强大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能够超过一个任期，那么一党独大的局面很可能结束。争夺选民的更激烈竞争将使日本政府能够更好地回应民众的需求，就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样。

遗憾的是，进入政党定期轮流执政的新时代的希望落空了。民主党不仅遭到了与自民党结盟的官僚机构、新闻界和美国政府的无情破坏，还被证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软弱无能。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被很多人嘲笑为“外星人”。他的继任者菅直人则是一个希腊悲剧式人物。首先，在2010年欧债危机期间，菅直人听信了财务省鼓吹的观点，认为日本有可能面临类似的危机，于是将增税作为其2010年参议院竞选活动的核心纲领。几乎没有一个政党能通过承诺增税而赢得选举，因此，民主党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参议院的控制使自民党能够阻止民主党在众议院通过的任何立法。日本首相就是从众议院中产生的。

接着，2011年，一场可怕的海啸夺走了2万人的生命，也引发了严重的核事故，官僚体系和新闻界成功地将问题归咎于菅直人，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公用事业单位、拥护核电厂的官僚和自民党政客组成的联盟的过错，这一联盟被批评者蔑称为“核电站村”。菅直人最终黯然下台。

菅直人在民主党中的继任者随后在国会推动了不受欢迎的增税计划，结果民主党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遭遇惨败。自民党和财务省组成的联盟让民主党为通过自己的税收方案付出了政治代价。安倍晋三在竞选中重点强调通过安倍经济学振兴经济，于是获得了重新执政的机会。但是，他也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更关键的是，民主党没有可信的政策纲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党的观念更加现代、更具改革意识，也不那么腐朽。然而,对于选民提出的题，即在民主党体制下日本究竟会有何不同,它却没有明确的答案。早在1997年，我就曾问过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这个问题，那时我就发现了这一点。

民主党持续赢得选举之所以重要，并不是民主党本身拥有的优点，而是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性的新选举制度。竞争对于健康的政治与健康的经济同样重要。日本政治一直缺乏竞争。自二战结束以来的75年中，自民党及其前身一直在执政，只有三次非常短暂的中断，即1947—1948年、1993—1994年和2009—2012年。

愿意给自民党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的选民不会给民主党同样的机会。2009—2012年的民主党已不复存在。它先是分裂，然后又部分重组。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可以信赖的反对党。如果日本能够成为唯一一个永远由单一政党长期主导的富裕民主国家，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没有人能够断言这种局面何时才会被打破。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面对经济动荡时，政治体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稳定和一成不变。那些认为日本处于停滞状态的人言之凿凿，认为民主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就是喜欢一党独大，而且在未来几十年都会如此。我则从偶然性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认为民主党的倒台既是自作自受,也是受到了核灾难等偶然事件的影响。我的观点是，如果增长得不够快，自民党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执政了，也就是作为一个全民型政党，可以让所有选民满意。因此，寻求恢复增长的方法,仍将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目前，这一紧迫性已经为采取一些有利于瞪羚企业的必要措施以及经济社会结盟关系的转变打开了大门。

无论是占主导地位的自民党还是反对党，它们使日本能够安全地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动力是什么?公众的不满情绪对自民党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威胁。2009年，当选民将自民党赶下台时，投票率高达69%。几年前，没有人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政治地震。

2012年，当自民党重新执政时，它获得的选票比2009年被赶下台时还少了200万张。在随后的选举中，投票率持续下降。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投票率最低的四次选举都发生在2012年之后。

早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的摇摆选民仅占选民总数的6%,他们在日本被称为“浮动选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有时上升至40%或者更高。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与政党支持者相比，往往更年轻、更城市化，非常关心长期经济表现、环境、育儿服务等问题。正是小泉纯一郎吸引这些选民的能力使他在2001年的选举中上台，并在2005年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选民支持，这是另一次意料之外的动荡。2009年，民主党吸引了这些选民，从而使它以极大的优势击败了自民党。

自民党没有夺回这些选民，反对党也同样如此。这些选民都待在家里，不愿出来投票。如果自民党不能提供一条真正的复兴之路，它就不得不担心自己会再次被最终振作起来的反对党赶下台。与此同时，如果反对党想要把握夺取政权的一丝希望，它就必须提供一个可信的解决方案，让这些浮动选民有理由放手一搏。无论如何，为解决低增长和大部分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政治压力会一直存在。

当然，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方向相反的有利于维持现状的选举压力。大多为男性的3000万正式员工确实享有工作保障，即使这是以牺牲工资为代价的，而且很多人不愿意为改善目前的局面而冒险。很多现有大象企业和业绩不佳的中小企业一样，对创造性破坏制度心存恐惧。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已经从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中看到的，当选民看到社会契约解体时，很多人会牢牢抓住他们害怕失去的东西。尽管如此，自2001年以来，最成功的竞选活动都是因为胜利者承诺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使一旦掌权，他们也是说得多，做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