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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南京大屠杀之时，拉贝领导了全面救助中国难民的工作。同时，在私宅的院子里，拉贝还精心呵护着一个不大的难民收容所。这里虽然也频繁受到日军骚扰，但是在拉贝的努力下，在难民收容所里面没有一个人死于日军暴行，也没有一位妇女受到凌辱。

相对于当时南京城内“地狱”般的惨状，这个难民收容所里虽然也生活艰难，却是日军暴行的狂涛骇浪下的“安全岛”。

1、拉贝收容所的缘起

1937年南京沦陷前，日军飞机轰炸时，在拉贝的防空洞里，除了他和他的外国客人外，还会来很多拉贝所不认识的人。前往拉贝家防空洞躲避空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拉贝必须建立规则，以照顾妇女儿童，维持秩序。

一天凌晨，拉贝在自家防空洞入口处贴出了一张大海报《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用德文、中文和英文写：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即应该让孩子们和妇女们（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们只可使用两边的坐位或站位。

有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期间，拉贝感受到了战乱中普通中国平民的无助。这种切身的体验，是促使拉贝下决心留在南京帮助中国难民的重要原因。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猛攻下的南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傍晚时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了撤退命令。此时，很多部队已处于指挥不畅的失控状态，撤退变成了溃逃，南京即将沦于敌手。

当天，拉贝眼中的南京城，“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街上到处是拖家带口、惊慌失措的难民，向安全区逃来。城内时时有炮弹落下，位于城西北方向的安全区离战线较远，也没有军事设施，虽有炮弹落入其中，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好一些。

国际委员会此前计划设立了一些难民收容所，以接纳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拉贝私宅的院子，没有多余的房子用于安置，不适合收容大量难民，并不是计划中的难民收容所之一。

然而，随着战事的紧急，拉贝家院子里涌来了很多中国难民，他们想在这里寻求保护。起先，被激烈的交战所惊吓，一些难民跑来躲在防空洞里。随着街头局面混乱，拉贝关上了大门。但是，一些人翻过院墙，想躲进来。门外，妇女和儿童用力拍打着院门，哀求着想进来。“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拉贝又打开大门，将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已经挤满了，其他人就被安置在房子之间空地，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难民打开自己带来的被褥，露天席地而卧。

拉贝的院子里平撑着一面巨大的德国国旗，本来是作为对空识别的标志，防备日机误炸用的。这个地方被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防弹地带”，很多难民就在德国国旗下铺开被褥，睡在下面。

防空洞拉贝自己也进不去了。他戴着钢盔，“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和中国助手一起维持着院子里难民们的秩序。当晚上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本来，西方人认为日军是亚洲最现代化的军队，对日军的军纪存在着幻想。拉贝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也是：“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事实却是：灾难才刚刚开始！

日军没有带来西方人想象中的秩序，带来的却是恐怖和杀戮。安全区并不“安全”，日军的暴行层出不穷。由于西方人作为“中立的观察者”的存在，日军稍有顾忌，相对于城内其他地方还是要安全些。

安全区内的难民越来越多，拉贝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不断有难民前来寻求庇护。每次为了让汽车出入，打开院门，就会有妇女、儿童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她们请求拉贝允许他们在院子里露宿。拉贝认为自己狭窄的院子再也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但是面对跪地哀求的难民，也只能放进来。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发生，这个小院子里难民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12月24日，日本人要求安全区内的中国难民开始登记，发给“良民证”。此前，拉贝一直以为自己的院子里大概有350人-400人。然而，拉贝的助手韩湘琳准确统计后的结果是：“办公室和院子里投宿的人一共有602人(302名男子，300名妇女，其中有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个婴儿仅两个月)。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14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650人。”

拉贝当时的院子大概有500平方米左右，拥挤程度可以想象。国际委员会检查过这个难民收容所后，觉得这里过于拥挤，建议迁移一部分人到其他难民收容所去，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大家之所以愿意挤在这里，唯一的原因是有拉贝这个“洋鬼子”的存在。难民们希望拉贝能帮他们赶走残暴的日本兵。

2、保护难民的难度

德国其时是日本的盟国，拉贝的房子上飘扬着德国国旗，门口贴着德国和日本使馆的布告，但这阻止不了日本士兵的骚扰。在那些恐怖的日日夜夜，拉贝院子里的“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面对拉贝家保护难民而紧闭的大门，日本兵曾试图撬开。12月20日，拉贝不在家的时候，日本士兵试图用他们的刺刀撬开包有铁皮的大门。他们没有得逞，但是门上的刺刀印和铁皮板被撬起来的小角却留下了证据。

铁门挡不住作恶的日本兵，更多的时候他们强盗般地翻墙而入。

一天晚上6时，当拉贝回到家时，几个日本士兵正爬过院墙。“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拉贝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又爬了出去。

12月23日，拉贝正在宁海路5号，国际委员会的总部工作。一个佣人跑过来通知拉贝，有一个日本兵闯入，正在搜掠拉贝的私人办公室，设法打开钱柜。当拉贝和另一名德国人克勒格尔开车赶回去的时候，那个闯入的士兵没法一个人打开钱柜，刚刚离开。他们正准备坐下来吃饭，又有3名日本兵翻墙进来，被他们呵斥，不允许这些日本兵从大门走，又把他们从墙上赶了出去。克勒格尔下午自愿留下来帮拉贝守着家。拉贝正准备出门时，又有6个日本兵爬上了围墙。

这些闯入者的目的是抢劫和强奸。当他们被拉贝抓住时，他们常常声称看见中国士兵爬进来了，他们进来是为了追捕中国兵。拉贝为赶走这些闯入者，还曾遭到日本兵亮出武器威胁。一个闯入的日本兵曾拔出刺刀对着拉贝。另一次，一个日本兵则拔出了手枪。这种情况下，拉贝都严厉呵斥，并把他的纳粹袖章举到他们面前，日本兵都会迅速放下武器，翻过围墙，“一溜烟地”跑掉了。

这样的情形每天发生，赶走翻墙而入的日本兵成了拉贝的例行工作。拉贝曾向一位日本大使馆的警官，抗议日本兵非法闯入的行为。这位日本警官“只是友好地耸了耸肩，事情对他来讲就算是解决了。”

确实，日本当局并不会严惩犯下各种罪行的士兵。

有一次，拉贝不在家的时候，一个日本士兵闯入。这个士兵在房子里到处追赶妇女。这时候，一位日本翻译官偶然来拜访拉贝，他拦住了这个士兵，并让他出去。事情就此了结，这个士兵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另一次，一个日本兵企图强奸妇女，被拉贝和一个日本军官当场逮住，这个军官打了作恶的日本兵两个耳光，就放掉了。

在各国的军法中，强奸都是重罪，然而即使有西方目击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日本军官打上犯罪士兵两个耳光或者踢上两脚，就是很严厉的惩罚了。

日本士兵的犯罪受到了官方的纵容。

当难民离开这个小院子的时候，情况就很危险了：12月31日，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两个男子出门，遭到了日本士兵的绑架，被逼着去为日本兵扛抢来的赃物。等中午拉贝回到家，其中一个难民的妻子跪下来求拉贝将他们找回来，否则这两个人会被杀。

拉贝就带着那名衣衫褴楼的妇女驱车出去寻找。经过拉贝和2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交涉，将这两个人从这些不愿交人的日本兵手里要了回来。虽然这次救人成功了，拉贝还是将这两个人当众训斥了一顿，告诚大家不要轻易外出。

3、难捱的冬日

即使在圣诞夜、新年夜，拉贝也都是和衣而眠，并在自己的院子里配置岗哨。这些岗哨带着哨子，一旦有日本兵闯入，他们就吹起哨子，拉贝就会立即赶到，将日本兵赶走。拉贝还要照管整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运转，当他不在家的时候，这个院子的情况就比较危险。

拉贝总是尽可能安排另外一名外国人守在这里，比如克勒格尔和美国传教士费吴生都曾帮着拉贝看守过院子。

日本使馆为“保护”这位令他们头疼的盟国公民，曾给拉贝配备了两名日本卫兵。

当天，两个日本士兵翻墙进入拉贝家的食品间，拉贝准备让那两个日本警卫去抓住闯入者。但是这两个警卫却找不到了。正当寻找警卫时，闯入的两个日本兵又从围墙上“一跃而出”。拉贝向日本人谢绝了派警卫“保护”他的建议，拉贝对付日本兵的办法是“汉堡人的特大的嗓门”：“滚——出——去，你们这些流氓，你们这些无赖！”

除了安全上提供保护外，拉贝还照顾起这些无助难民的生活。拉贝曾给他院子里的难民带来了60张草垫子。其时正值冬季，这些难民就用草垫子加上破门板等杂物在院子里搭起了小棚子，以御寒挡雪。

拉贝领导的国际委员会为院子里的难民提供粮食。这里每天从委员会领到3袋大米，一袋米约有300杯。成人每天2杯，儿童每天1杯。分发是无偿的。这个难民收容所的日常管理由拉贝的中国助手韩湘琳负责。韩湘琳同时也是安全区粮食委员会的主任，这个难民收容所的粮食供应要好于其他难民收容所。

以至于国际委员会检查时认为：“这个收容所的难民得到的大米份额明显比别的收容所的难民多。”领到分发的大米后，每个难民家庭自己做饭。因为难民的茅草棚非常矮小，且拉贝在院子里存放着很多桶汽油，为了防火，拉贝禁止难民在各自的茅草棚里烧饭，特地在院子里划定了两个生火烧饭的地方。

到了1938年的1月下旬，南京下起了暴风雪。生活在小茅草棚里的难民们的状况实在令人同情，“即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拉贝的院子已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泥潭。

每个帐篷和草棚的四周都挖了水沟，以便排除雪水。天气寒冷，难民们在草棚里生火取暖，这时拉贝也不再执行他的禁令了。虽然这增加了失火的危险，但简陋的草棚里难民们寒冷难耐。拉贝写道：“当我再看见低矮的草棚屋顶下生起明火时，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面飘着大雪…要想暖和一下，也就只好冒险了。”

为了改善难民的生活环境，拉贝从附近刚建筑一半的一栋新房子那儿“偷来”几千块砖头，在草棚之间铺了条狭小的步行道，以免走路陷到泥泞中。拉贝还安排在茅厕周围筑起砖墙，使这宿营地变得“雅观”一点。但是，整个南京城还处于日军暴行的蹂躏之下，这个小难民收容所的状况也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

为了给灾难中的难民们带来一些慰藉，一些希望，拉贝还在节日时给他们送出一些礼物。12月27日，拉贝想扮演一次圣诞老人，也就是给院子里的小难民们（共有126人)每人送2角钱，结果造成了拥挤的混乱状况。“看见抱着小孩的父亲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有生命危险”，拉贝不得不停止发放活动。此时“大约只有80个-90个孩子领到了礼物”，剩下的孩子拉贝决定“抽空找出来”。

1938年1月30日，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在两天大雪之后，雪开始融化。拉家的难民收容所成了一片沼泽。拉贝和韩湘琳凑了100元钱，分给了难民中最穷的100个人每人一元钱，“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国际委员会也同意给这个规模相对来说较小的难民收容所一笔5元钱的特别补助，用来买些做年夜饭的调味品。600人才5元钱，多了委员会也拿不出。此外每个人除每天配给的两茶杯口粮外，“还（偷偷地！)得到了满满一茶杯的米”。“就是这点儿馈赠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当拉贝为自己院子里的难民争得一份安全保障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高兴。1938年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这一天，拉贝非常高兴：“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

日本人的“难民登记委员会”来到了拉贝家，开始对这里的难民进行调查登记。每名男子都被一个个叫到，登记按严格的顺序进行，妇女儿童站左边，男人站右边。拉贝拿出了雪茄和西门子记事簿招待负责登记的军官，使得进展顺利，没有人被拉出去。到12月26日下午，这里的难民登记工作结束了，甚至另外20个后来偷偷摸摸塞进来的人也拿到了“良民证”。

这些人都逃过一劫。在安全区内的其他地方，日军“清理”出来有两万人，一部分送去做劳役，剩余的被枪杀。

4、伟大的人格

1938年1月下旬，日军新任的南京警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发布命令：要求难民区的居民必须在2月4日前返回自己家中，对于以后仍留在难民区的人将采取强制性武力措施。这个命令对安全区内的难民来说，不啻于是晴天霹雳，也使得国际委员会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并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离开安全区意味着被屠杀和强奸，而不离开又会招来日本人的武力驱赶。

到2月3日，日本人规定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收容所里到处是悲哀哭泣的难民。拉贝院子里的70个姑娘和妇女双膝下跪，频叩响头，嚎啕大哭，令人可怜。她们不愿离开拉贝的院子，因为她们害怕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

从当时的局势看，这些妇女的担心是切实存在的，国际委员会每天都记录很多强奸案例。

她们不断对拉贝诉苦说：“你就像我们的父母，你保护我们到现在，可不能把我们甩下不管啊！如果我们受到污辱不得不死，那我们宁愿死在这里！”“这是恳切的语言。对这合理的诉说，我不能无动于衷”，拉贝允许她们留下，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了。

2月4日这天，拉贝亲自站岗，“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如果日本人强行闯入，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发展以向世界通报。”

好在日本人也发现绝大部分难民都不愿意离开安全区。此时，英、德、美的多国使馆官员已经回到南京，日本人施暴将会被外交官目睹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日本人不得不放弃了武力驱赶的决定，默认安全区的继续存在。

灾难面前，西方人的无私帮助使他们赢得了中国百姓的尊敬。拉贝也不再被视为可怕的“洋鬼子”，拉贝看到院子里的中国人“像尊敬神祗一样”尊敬他。在拉贝院子里避难的人群中，有一个鞋匠。拉贝战前对这位邻居并无好感，觉得他要价太高，将给佣人的扣头也算在价格里面。

在南京沦陷后，这位鞋匠带着家人逃到了拉贝家里。一次，他帮助拉贝做了些皮具后，拉贝给了他一些钱，他又将这些钱默默地塞回到拉贝手里。通过拉贝的一个佣人，这个鞋匠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收这些钱，他欠拉贝的太多了。

1938年元旦，当拉贝乘车回到住处时，人们“用欢迎国王的礼炮”迎接他。住在拉贝院子里的难民组成了夹道欢迎的队列，点燃了为庆祝新的自治政府的组成而从日本人那儿得到的许多鞭炮，向拉贝表示敬意。然后，600个人围着拉贝，向他三鞠躬，并向他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恭贺新年吉祥！亿万滚滚而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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