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一条消息震动了全国：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因涉嫌多项罪名，于4月13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这位曾被誉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的传奇人物，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土皇帝”变成了阶下囚。被捕后，他在狱中辩解：“我只负领导责任。”

从带领大邱庄脱贫致富的“改革先锋”，到因违法犯罪锒铛入狱的“土皇帝”，禹作敏的人生轨迹让人唏嘘。

从“改革先锋”到“土皇帝”的发迹之路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那时候的大邱庄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团泊洼的盐碱地种不出啥好庄稼，村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句俗话叫“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可见有多苦。

禹作敏家里也穷，他只读了半年书，但人聪明，胆子大，年轻时就在村里有点名气。1958年，他入了党，1964年当上大邱庄副支部书记，1974年升任党支部书记。那年他44岁，肩上扛着带领全村脱贫的重担。

上任时，大邱庄的经济真是惨不忍睹。全村400多亩地，年收入才20万块，村民普遍欠债，日子过得揭不开锅。1977年党支部换届，村民喊出“谁能带大家致富，谁当书记”的口号。禹作敏站出来拍胸脯保证：三年摘掉穷帽子，不然自己下台。

他不是光说不练，赶上改革开放的风口，他带着村民搞集体经济，决心靠工业翻身。1978年，他东拼西凑弄来15万块钱，建了个冷轧带钢厂。厂子破破烂烂，就三台轧钢机，但他找来技术能人刘万明，靠着人脉打开市场。1979年，钢厂投产第一年就赚了17万，把成本全收回来，村民们一下有了信心。

从这以后，禹作敏干劲十足。1982年，他又建了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成立了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边管着51个厂子，啥都干——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样样不落。企业越滚越大，1987年改组成四大公司，1992年升级成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随后，他投10个亿搞了个百亿元工业区，年产值冲到100亿。到1992年底，大邱庄有了200多家工业企业，雇了12,342人，固定资产1.5亿，工业总产值40.28亿，比1981年暴涨了835倍。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400美元，甩开全国平均水平好几条街。大邱庄成了“中华第一村”，禹作敏也拿了一堆荣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名声响遍全国。

但风光背后，问题也悄悄冒头。禹作敏权力越来越大，村里大事小事都他说了算，村民叫他“禹书记”，外边人背地里喊他“土皇帝”。他提了个口号“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鼓励能人先富，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才。可他的管理越来越独断专行，决策全凭自己一拍脑袋。

对抗司法的疯狂

禹作敏的违法行为在1990年和1992年的两起命案里彻底暴露。1990年4月，他兼着大邱庄派出所指导员，有人举报村民刘玉田的儿子刘金会猥亵了禹氏宗族的一个女青年。他直接下令把刘金会抓到派出所审问，刘金会承认了。消息传出去，禹氏宗族炸了锅，禹作相带着人找禹作敏，要求严惩。禹作敏同意“打几下出出气”，但叮嘱别下重手。禹作相还不解恨，说连刘玉田一块收拾，禹作敏也没拦着。

结果当晚，禹作相带了六个人冲进派出所，把刘金会揍了一顿。第二天上午，他们又把刘玉田从家里拖出来，在村中心大街上羞辱殴打。刘玉田被按在地上暴打半小时，最后没挺住死了。

出了人命，禹作敏却想着息事宁人，让禹作相扛责任，还组织上万村民上街，举着牌子喊“刘玉田死有余辜”、“禹作相有功无罪”，想靠群众闹腾压住事儿。他还派人威胁刘玉田家人，停了他们亲戚的工作，监视他们家，连出门都不行。

刘玉田的老伴顶不住压力，被迫去静海县公安局递“求保书”，说不追究凶手。禹作敏还让人写了2000多封信给司法机关，想把这事抹平。可天津市公安机关没被糊弄，查下去抓了七个凶手。1991年5月，天津中院判了：禹作相无期徒刑，其他人9到15年不等。

1992年11月，又出事了。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死了，禹作敏怀疑集团有人搞经济猫腻，下令查。十几个员工被非法关起来打骂逼供，其中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整得最惨。12月13日，刘永华带二十多人把他拖进临时刑讯室，折磨了七个多小时，活活打死。

事后，禹作敏让刘永华找四个人顶罪，编了个外来者行凶的假口供。12月14日，县公安局来查，李振彪当“见证人”胡说八道，警察没信。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七个干警再来调查，禹作敏直接让人扣住他们，还通过传真给市政府发“紧急报告”，倒打一耙说公安干扰生产。

1993年2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出动400名干警要抓人。禹作敏组织2000多村民堵路口，用汽车设路障，跟警方对峙。警方为避免冲突先撤了。禹作敏趁机开全村大会，宣布辞职，煽动村民情绪，说司法机关“打压大邱庄”。可法律不是他能摆平的，天津市委插手调查，事情终于兜不住了。

逮捕审判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对禹作敏实施刑事拘留，21日正式逮捕。8月27日，天津中院开庭，认定他犯了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判了2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进了监狱，他还不服气，对管教员说：“人不是我杀的，事也不是我做的，我只负领导责任。”管教员给他讲法律，告诉他主使者一样得担责。几个月教育下来，他态度软了，开始干活。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天津天和医院，69岁。亲属想把遗体运回大邱庄，天津市委决定就地火化。消息传回村里，村民反应不一，有人觉得他当年带大家致富不容易，有人说他作恶多端活该。他走后，大邱庄权力结构被整顿，经济一度下滑，四大集团公司乱成一团，好多厂子倒闭。后来新领导接手，才慢慢缓过来，融进区域经济。

禹作敏这辈子是个大起大落的故事。可惜他膨胀了，觉得自己能一手遮天，凌驾法律之上，结果把自己玩进去了。他那句“我只负领导责任”，听着挺可笑，其实是没搞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经济发展不能靠一个人说了算，权力得有笼子，不然迟早出事。法治建设跟不上，经济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我国这些年法治建设进步不少，像禹作敏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少，但教训不能忘。农村要发展，干部得守规矩，权力得受监督，群众得有说法，这样才能走得稳、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