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公共语境中，“认识自己”常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认知，或成功学意义上的自我定位。

但在徐希嵋老师于悉尼诗词协会举办的文化论坛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中，这句话被赋予了更为厚重、也更为艰难的内涵——它不是自恋，不是自我包装，而是一种在历史挤压、现实不公与个人命运反复跌宕中，仍然保持清醒、自知与尊严的能力。

1. 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也不要把别人不当人

徐希嵋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别人不当人。”这并非处世圆滑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判断。

在她看来，许多历史悲剧与现实荒谬，都源于“德不配位”：把自己看得过高，把他人看得过低。这种失衡，既体现在政治权力中，也体现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一旦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失去对他人的尊重，所谓理想、信念、事业，便极易走向专断与暴力。

这种反思并非空洞道德训诫，而是与中国思想传统紧密相连。徐希嵋特别提到墨子及其“兼爱”“非攻”的思想。在她看来，墨家所代表的平等博爱精神，是中国思想史中极其珍贵、却长期被边缘化的一支。它所蕴含的社会理想，对任何等级森严、权力集中的结构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因此在历史上屡遭冷落。

由此，她将“认识自己”提升为一种伦理自觉：承认自身的有限，尊重他人的完整。这种精神，既是个体修为，也是社会健康的基础。

2. 文化不能自恋，传统需要被重新理解

徐希嵋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简单的礼赞。她高度肯定古诗词、传统戏曲的艺术价值，认为其中蕴含着高度纯粹的审美经验与精神力量；但同时，她也警惕一种“文化自恋”。

她用中国水墨作比：墨色虽精妙，但若沉溺于“唯我独尊”的自足之中，便会错失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文化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封闭守成，而在于不断吸收、转化、重生。

这一判断，与她自身的艺术经历密切相关。话剧作为“舶来品”，使她得以在极为特殊的年代接触到莎士比亚、易卜生、果戈里等西方经典；而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文学，又为她提供了另一种精神滋养。正是在这种“杂糅”“乱炖”中，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视野。

在她看来，所谓“乱炖”，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一种在历史夹缝中求生的文化状态。被迫走多条路，反而获得了更广阔的世界。

3. 底层经验：艺术不是想象出来的

徐希嵋反复强调，真正支撑她艺术生命的，不是技巧，而是底层生活经验。

她少年时期辗转于扫院、拉车、刷漆、下工厂、插队、下放林场，在饥饿、羞辱与不确定中成长。这些经历，使她对“苦难”没有浪漫化的想象，对“奋斗”也没有虚假的激情。

正是这些经验，使她在舞台上理解人物，在写作中理解人性。她坦言，若没有这些生活的锤炼，后来对戏剧人物的把握，不可能由浅入深。艺术不是凭空创造的灵感，而是生命体验的沉淀。

因此，她并不认同“躺平”的态度。不是因为否认现实困境，而是因为她相信：当一条路走不通时，仍然可以在有限的选择中，把手中的事做到最好。活下来，活出尊严，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4. 写作的困境与创作的坚持

在演讲中，徐希嵋坦率地谈到创作过程中的挫败：剧本被否决、题材被禁止、成果被掠夺、名字被抹去。她并不回避制度性限制与现实不公，也不将失败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拒绝放弃创作本身。无论是戏剧、小说、影视，还是后来转向绘画，她始终在寻找表达的出口。

绘画，对她而言并非逃避，而是一种“转身”。当文字无法承载内心重量时，她借助水墨的自由，重新安放精神。她在自序中写道：“我欣慰我的作品已然有了一点点我自己：不做作，散淡，灵动，大气，自由。”这并非艺术宣言，而是人格立场。

5. 老年写作：不是回忆，而是清算与告白

八十岁写下《风尘刍狗》，并非迟暮之作，而是一种迟到的勇气。徐希嵋明确指出，她此前的大量写作多为“遵命之作”，未曾真正书写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在生命的下半场，她选择直面历史，直面个人经验，不再回避那些“不该忘却的纪念”。这种写作，不是为了文学潮流，也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一种对自身人生的交代。

她深知自己已远离当下主流，但正因如此，反而获得了自由。不再取悦、不再迎合，唯有诚实。

6. 作为“游戏者”的人生观

在演讲中，徐希嵋将自己定义为“游戏者”。这并非轻佻，而是庄子意义上的自由精神。

在她看来，人生最大的误区，在于过度执着于功业、结果与评价。真正的幸福，是能够按照内心的秩序生活，在不同阶段允许自己重新开始。艺术如此，人生亦然。

“认识自己”，并不是固守自我，而是在变化中保持清醒；不是战胜世界，而是与天地精神往来。

在这个意义上，徐希嵋在悉尼诗词协会的演讲并非个人回忆，而是一份沉重却清醒的思想文本。它提醒我们：在历史洪流与现实压力中，人仍然可以通过自知、自守与自由，保住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