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右翼是如何崛起的？

在万斯的自传《乡下人的悲歌》中，他对自己的家乡评价消极，认为米德尔顿既无趣味景点，也缺乏有意思的人群。

就连城市名称“Middletown”也毫无特殊含义，仅表示位于两座大城市之间，若意译成中文，可叫作“忠诚”。实地探访后发现，这座城市确实显得缺乏生机。没有任何产业迹象，服务业萧条，餐馆与景点稀少。

与巴尔的摩、新奥尔良或孟菲斯相比，后者虽贫穷混乱，却充满涂鸦艺术、街头音乐和流浪汉聚集，仍透出某种“人间的热闹”，而米德尔顿却一片沉寂，仿佛整座城市已经死亡。

万斯的家庭是米德尔顿的典型代表。

父母离异后，他由母亲抚养，但其母吸毒、滥交且情绪极不稳定，常对万斯施以暴力，几次险些致其于死地。万斯的母亲实则是这座城市的缩影：居民普遍教育程度有限，依赖五大湖工业区的红利一度过上中产生活，但技能仅限于流水线操作，缺乏真正的竞争力。

去工业化之后，这些工作岗位流向日、韩及东南亚，本地人陷入失业，继而沉溺于毒品、酒精与暴力，沉浸在昔日美国的辉煌记忆中。

万斯本人属于特例，他天资聪颖，能力出众，最终跻身政治精英，因而对无能的同乡难免流露出优越与疏离。尽管在书中措辞委婉，字里行间仍可读出他的失望与批判。

更具戏剧性的是，米德尔顿的居民原本多支持民主党。他们依赖福利政策生存，与主张减税和削减福利的共和党理念相悖。

传统上，共和党代表中产及资产阶级，而这些底层失业人口本应排斥共和党。但如今局面已变，两党基本盘完成了一次大规模重组。

这一转变需从长计议。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迅速扩张为全球性帝国。

东西海岸的精英不再依赖国内剥削，而是从全世界汲取利益。他们发现海外工人更廉价高效，于是三十年里国内产业纷纷崩溃，中小资产阶级、传统企业家纷纷破产，成为“无用阶层”。

原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石是谁？正是中部的农场主、北部的实业家与商人——这些有产者拥有生产资料，信奉自由主义，支持减税与有限福利。

相对应的是东西海岸的无产阶级。但如今，帝国体制彻底压倒了合众国模式。农场主不论如何精打细算，也无法将玉米价格压到与大公司相当；工厂主无法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外国竞争，资产迅速贬值。

反之，东西海岸依托全球规则制定权，通过金融、科技与文化输出获取巨额利润。所谓“无产者”中，部分人因踏入风口行业，财富甚至远超内陆的有产者。

虽未掌握生产资料，但实际生活水平显著更高。

这种反差加剧了内陆资本家的失落。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每况愈下，而海岸边的“打工人”却平步青云。

更令其愤懑的是身份倒置：“我才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凭什么那些无根的‘泥腿子’活得比我好？”而在海岸精英眼中，内陆群体只是落后产能的残余，甚至“不如越南工厂值钱”。

经济落差逐渐重塑了政治认同。

内陆资本家与工人发现，真正与他们立场相近的，不再是阶级意义上的“自己人”，而是地理、价值观与信仰上的同类。他们共同呼唤制造业回流，恢复传统价值：信仰上帝、热爱国家、忠于家庭，重回那个工业辉煌的美国。

这批人虽舆论声量不及沿海精英，无法像纽约一样制造全球瞩目的“假新闻”，但他们人数众多，选票力量不可小觑。正是他们一次次将特朗普推上权力之巅。特朗普成为制造业回流和美国梦回归的象征。

对米德尔顿这样的传统工业城镇而言，民众渴求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重新被社会认可的机会。福利救济无法替代自我价值，唯有产业重建才能让他们重拾尊严。

这一过程标志着美国新右翼的初步形成，也成为特朗普的基本盘之一。

另一方面，新左翼也在同步崛起，他们多从事新产业，教育水平高、思想前卫，更包容性别多元、种族多样与不同价值观。因其利润丰厚，资本雄厚，自然也吸引大量服务业从业者与国际移民。在这些精英看来，红脖子工人固执难驯，不如外来移民吃苦耐劳。

更重要的是，沿海精英并不依靠剥削国内劳动力获利，他们的舞台是全球资本主义。家国观念淡薄，基督教伦理不受重视，与内陆群体的三观彻底对立。

于是美国社会分裂为清晰的两大阵营：一方是内陆中小城镇与乡村的传统行业从业者、失意资本家和下岗工人，虔诚信仰上帝，构成新右翼；另一方则是金融、科技、传媒精英与新产业资本家，携少数族裔和各类边缘群体，反抗主流价值，形成新左翼。

双方的矛盾始于经济差异，逐渐上升至价值观对立，最终变得不可调和。

过去几十年，新左翼一直占据上风。全球化之下，金融、科技与文化才是利润之源，传统制造业辉煌不再。文化输出上，左翼主张的性解放、身份政治、后现代解构深受全球年轻人追捧，而右翼强调的家庭、上帝、责任与秩序显得陈旧过时。

新左翼甚至通过政治正确与“文字狱”式的话语控制，迫使右翼沉默。然而近年来情势逆转，新右翼不断抬头，特朗普成功上台，西方多国右翼势力相继掌权，公序良俗似乎迎来某种回归。

其原因在于，左翼的身份政治已然越界。

任何一个社会，主流人群始终是普通劳动者：上班挣钱、结婚生子、操心家常。健康的社会须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与生活方式，少数群体可以受包容，但不能反客为主、挑战主流。

而美国新左翼的核心论调是“主流社会欠他们的”，必须加倍偿还。少数族裔、性别流动者、极端女权等群体不断要求主流人群“赎罪”，即便对方根本无意压迫。普通民众逐渐感到窒息：我只是安分守己过日子，何罪之有？

若街头巷尾、政府高层充斥这类言论，甚至获得总统支持，作为普通人，怎能不感到恐惧？

这种极端非主流叙事不仅激怒了红脖子，连东西海岸的商业精英都难以接受。适度补偿弱势群体、消除就业歧视本是共识，但不代表可反向歧视主流群体，更不代表可纵容抢劫、破坏财产而不受惩处，甚至私自鼓励未成年人变性。

像马斯克这样的科技巨头，原本与特朗普路线并不契合，但因儿子卷入变性风波，彻底警醒他身份政治的危险性。马斯克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科技企业正从民主党主导的加州迁往共和党大本营德克萨斯。

经济利润固然重要，但有的事情远比金钱更珍贵。由此，特朗普的新右翼逐渐从一部分人的诉求扩展成主流社会的代言人，并在去年大选中横扫所有七个摇摆州，于纽约这类蓝州也获得超40%选票。

不仅美国，全球主流群体正逐渐意识到新左翼解构主义话语的危险性。世界范围内新右翼势力崛起，主流社会重归朴素良善的道德观念，拒绝被各类极端话语逼迫赎罪。

耶鲁精英万斯曾看不起无能的同乡，米德尔顿工人也曾鄙视不发福利的特朗普，共和党曾指责失业者不够努力。但在新自由主义不断侵蚀传统生活的恐惧中，他们不得不走向联合，团结捍卫自身生活方式，拒绝永远赎罪而罪不可赦。

2024年大选已尘埃落定，未来新自由主义势力仍会尝试冲击主流社会；而新右翼在赢得当前胜利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内部分裂与挑战？一切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