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神圣的信仰——老台共缘起与中共隐蔽战线、台工委的关系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的

接着昨天发出的《【说谍】全面抗战前教员就明确指出要解放台湾，1946，台工委成立》一文，在这里，展开说一下老台共（也称“旧台共”）与中国台湾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殖民期间的斗争历史，以及与中共隐蔽战线的渊源。

因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马关条约》后，中国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并开始了殖民。但岛内百姓依旧心怀祖国，时刻与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不时针对日本侵略者各类抵抗运动此起彼伏。至上世纪贰零年代初，一些岛内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以后的中国台湾省革命斗争的灵魂人物、杰出女性谢雪红在1925年便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经推荐年底远赴莫斯科，就读于东方大学，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蒋经国成为了同期同学。

谢雪红，原名谢阿女。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1901年10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母皆务工并育有八个子女，家庭生活极其困难。自小苦寒的她从小就得为生存而劳作，刚及少年，父母又相继离世，为葬母亲，她不得不委身做了人家的童养媳。悲苦的人生境遇造就了她坚韧不屈的性格，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也由此萌生。

1919年4月，谢雪红来到青岛，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大地，更是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她在青岛亲眼看到青年学生烧毁日货，示威游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当听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时，如同一剂强心针注入了谢雪红的心脏，她激动无比。一个懵懂的，要去炽烈追求光明、独立而幸福生活愿望愈加强烈，而为中国民众、为台湾百姓摆脱奴役的枷锁的朴素理想油然而生。

当听到当地学生给她介绍遥远的苏俄有个十月革命，那种人民胜利令她热血沸腾。这是她最早知道革命的意思，虽然不准确，但她理解了革命就必定有流血牺牲，为了永远记住这点，从此改名谢雪红，并制作了一枚“谢雪红”的印章。这枚印章从此伴随着谢雪红的革命生涯，成为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活动的见证。

1923年，谢雪红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积极参加文化协会举办的各种演讲会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她感受到没受过教育无法进一步参加社会活动的痛苦，萌生了去上海求学的想法。

1925年4月，谢雪红化名谢飞英再次来到杭州，但此时方兴未艾的反帝爱国运动让她求学之路减缓了脚步。谢雪红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

1925年，谢雪红（右）在杭州

在五卅运动中，她请一同参加革命活动的台湾同乡林木顺、陈其昌代笔，以谢飞英的名义致信浙江某报。信的内容是：“爱国同胞啊！岂不是把台湾忘掉了？为什么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没有提到要收回台湾啊？”这是谢雪红第一次高呼“收复台湾”，受到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该报以“不忘！不忘！不忘！不忘......”的大标题作为回应。其后，当地的报刊、宣传单、壁报、游行标语都增加了“收回台湾”的口号。

1925年8月，根据谢雪红长期进步的表现和坚决地革命意志，通过了中共组织的审查，批准了谢雪红加入了中共。

1925年9月，经组织安排，谢雪红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是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举办的由中共完全管理的首个高等学府）。

同年年底，又派谢雪红和林木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11月，中共党组织派谢雪红（前排右二）、林木顺（前排右一）等赴莫斯科学习

谢雪红曾回忆登上苏联商船派来接他们的小汽艇时的激动心情：“小汽艇船尾插着一面苏联国旗，在黄埔江上迎风飘扬。此时，我心中感到无比荣幸，高兴极了。”谢雪红和林木顺刚进入东方大学时，被分到中国班。她和总设计师、蒋家二代，中国革命妇女运动先驱向警予（烈士）成为了同学，和向警予还是同一宿舍的好友。

向警予烈士

在苏联学习的那段岁月里，谢雪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了质变，为民求幸福，为祖国，为民族求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深深扎根于她的心中。

回国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本籍活动家片山潜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命谢雪红和林木顺回国后组织成立台湾共产党，成员由日共和中共的台湾籍党员作骨干，并在日共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规定，只有成员超过100人的共产主义团体才能成为独立的政党。由于“台共”创建初期党员人数不足，又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虽然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但此时只能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开展活动。对此 ，翁泽生、蔡孝乾持反对意见，希望“台共”能归属于中国共产党并由其进行直接领导。但作为中共彼时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国际支部，在共产国际的强制下，只好勉强表示服从。

片山潜

1927年11月13日，谢雪红和林木顺返回祖国并抵达上海，与在上海的中共党员翁泽生（台籍）取得联系，传达了创建台湾共产党的任务。由于日共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普选的斗争，所以将领导台共成立大会的任务委托给中共。这也就是党史上记载，在中共的帮助指导下，建立了台共的来由。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一大”，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召开 。在只有九人（中共代表彭荣、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以及谢雪红、翁泽生、林木顺、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参加的此次会议上，推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 、蔡孝乾（缺席）等五人为常任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阿女（即谢雪红）为候补委员。这就是最初的“老台共”核心成员。

翁泽生

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认为，拥护中国革命是台共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青年运动纲领》指出，要引导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参加祖国革命和台湾抗日斗争。

1928年4月18日，台共中央在翁泽生住所召开第一届会议，林木顺、林日高、翁泽生和谢雪红出席会议，会议首先推选林木顺为台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长。翁泽生留驻上海，负责与中共的联系工作；谢雪红派驻日本，负责与日共的联系；陈来旺负责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其他同志回台湾工作。

1928年4月20日，台共中央给中共中央致感谢信，对中共支持和领导台共成立大会表示由衷的谢意，强调绝大多数台共党员加入了中共，希望未来能继续获得这种支持。

注：这里也额外感叹一下，在中共历史上，有几个错综复杂的党籍关系，也造成了很多老前辈的革命经历、党龄的记录并不一致。譬如老台共与中共的组织关系，譬如昔年为了隐蔽战线斗争，中共充实到国际反法西斯情报战线的一部分人员，譬如曾经在共产国际或者在苏联工作加入过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革命老前辈们。

1928年4月25日，台共成立仅仅十天，谢雪红等台共党员因上海读书会事件被逮捕，林木顺侥幸逃脱，但藏在住所的台共文件被发现。幸亏敌人把他们先带到法国领事馆，在那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互通消息。

1928年6月2日，因证据不足，谢雪红获释。谢雪红回到台湾后，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民众党的创立者蒋渭水主动接触她，并与她交谈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情况，他们在台湾抗日运动战略上依靠工农群众达成了共识。随后，谢雪红在台湾着手台湾共产党的重建。

1928年6月10日前后，台共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在台北大桥淡水河畔召开，参加者有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人，谢雪红因当时目标大，未参会。林日高在会上传达谢雪红的意见，希望大家必须按照台共中央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展开工作。此时，未参加上海台共筹备和成立大会的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都表示没有异议，愿执行台共所分配的工作。鉴于其他中央委员对谢雪红处理重要问题的果敢和准确判断力由衷佩服，会议一致同意谢雪红任台共中央委员。

不久，为躲避日本殖民统治者搜捕，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等潜至福建漳州。在台湾的抗日斗争中，逐渐形成以谢雪红为领导的岛内台共中央。谢雪红与林日高、庄春火等携手开展台共的抗日斗争，以台湾农民组合（简称农组）和台湾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作为开展工作的重点，对台湾的抗日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1926年，在台中的台湾农民组合本部及分部

台共建立后在岛内开始着手发动群众， 一方面借文协力量，与知识界发生联系；一方面借台湾农民组合，对农村进行渗透。 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

1928年12月30日，台湾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代表大会与会者留影

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日共台共组织被彻底破坏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

而后的岁月里，谢雪红与蔡孝乾、张志忠等人兵分两路。谢雪红长期留在岛内，不懈的组织反对日本殖民者的斗争，一次次的被捕，一次次的东山再起，历经苦难。

1931年8月蔡孝乾潜回大陆，隐藏至福建漳州。

1932年4月红军攻下漳州后，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蔡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6月，蔡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总同盟主任。

1934年1月，蔡作为台湾代表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在苏区期间，他与毛泽覃、胡耀邦成为了密友。

1934年10月，蔡随中央红军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后改为抗日联盟)主席。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全民族抗战开始，蔡孝乾跟随八路军上了前线。1938年至1939年初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后调回延安工作。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等文章。

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

1945年4月至6月旁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9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中共在岛内的最高管理组织。在考虑派遣人选时，虽然蔡孝乾此前已经犯过生活作风错误（由此可叹，其人品性一贯如此，入岛后，大权独握，此种陋习便不再受组织纪律约束，终酿成巨祸），并受到党内批评和检查，但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长征资历的台湾干部。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了他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5年9月，蔡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中共组织委托中共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办理了入台手续。

早于1946年4月时，首批派遣干部已经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钢铁汉子张志忠

1946年6月17日，张志忠代表台工委与筹备会的四名代表在台北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筹委会解散，其成员由台工委分别接受。

“分别接受”意味着联系的模式是点对点。在联系谢雪红之后，张志忠联系上曾为中学同学的王天强，将王天强交由负责台中地区工作的洪幼樵领导，参加台中地区的农运工作。上海交通联络站负责人李伟光（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向张志忠介绍了老台共成员林梁材，林梁材隶属蔡孝乾领导，并为台工委介绍了老台共成员杨克煌、廖瑞发，廖瑞发后被指派负责台北市委工作。张志忠于1946年冬，在新竹介绍前台湾农民组合重要成员简吉入党。张志忠还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联系到返台工作的地下党员吴克泰。

由此，当时在岛内最早的台工委干部包括了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这就是“二二八”起义。起义爆发后，谢雪红领导“二七部队”，与国民党腐败统治进行斗争。她是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和张志忠一起成为起义中由绝对影响力的人物。起义失败后，谢雪红、杨克煌等人辗转抵达香港。

1947年8月25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台湾事变女英雄谢雪红告同胞书》，这是谢雪红离开台湾后的第一份政治声明。她说，“台湾这次的起义，完全是和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并呼吁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联合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947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参加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香港筲箕湾正式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确定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等一系列政治纲领文件，“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反对美军在台湾建设军事基地，日人退出台湾去!”“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之驻扎”，反对任何形式的“托管”，反对“台湾独立”等一系列思想，无不体现着谢雪红等台盟领导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

谢雪红以“一斐”为笔名发表文章《明天的台湾》，进一步表达台盟的政治主张

谢雪红曾以“一斐”署名刊载于1947年12月1日《明天的台湾》专辑中的同名文章中写道：“必须建立包括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全人民利益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台湾必须在这个联合政府之下，实现完全以台人治台的民主自治。这是台湾人民最正确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生路……明天的台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台湾，也是新中国富强康乐的一省。”她坚决反对台湾由国际托管，在了解到廖文毅的“托管论”与“台独”主张后，立刻与之决裂。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台盟随即于5月7日在香港《华商报》公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从此，台盟自觉地、主动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谢雪红和她领导的台盟怀着美好憧憬和热切期待，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台盟领导人谢雪红曾多次通过媒体表达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台湾、反对“台湾独立”的坚定立场。

由于台湾已经受日本半个世纪‘皇民化’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即便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愈加严苛，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也为以后中共地下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