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舍南保北”修荆江大堤，洞庭湖大扩张和衰退

前面的文章，我专门探讨了云梦泽的消失过程，文中提到长江修堤围的相关历史。今天，我们重点来探讨一个重要事件。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在长江北岸修筑江堤的历史。

在古代，就如黄河在冲出桃花峪就开始来回摆动一样，长江在冲出三峡以后也是如此。先秦时期，江水蓄积出一个云梦泽。汉朝以后，云梦泽渐渐消退，但长江在湖北段还是不断摆动。

为了方便叙述，我们把长江自湖北省枝城市至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段称之为荆江，下同。

自晋朝起，为了遏制江水的波动，多开发出一些农田，人们陆续开始在荆江修堤坝。这些堤坝虽然时修时垮，断断续续没有形成整体堤防，但也促使云梦泽注入水量减少而面积越来越小，很多地方都被围垦了。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当首辅，面对长江洪水带来的河道摆动，来了一个“舍南保北”工程，不仅给云梦泽盖上了最后一块板，也让洞庭湖急速扩张。本文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张居正为什么要搞“舍南保北”工程？我们先来看看在他上台前十几年，明嘉靖年间荆江堤围状况。

荆江北岸，已经存在若干官方主导修建的连续堤段，上起江陵枣林岗，下到监利县城的堤防已经基本连接在一起，只在关键节点留有缺口。这种缺口有些是荆江洪水冲出来的，有些是人们怕大堤崩塌，故意留下来泄洪的。这段堤防中，江陵城附近尤为坚固，下游就薄弱一些。

荆江南岸的堤岸就相对薄弱很多。公安、石首等县也修有局部堤防，但都是地主和宗族自发筹集资金修堤围，各人自扫门前雪，没有像北岸的江陵那样有较长的整体堤防。

当时的堤防还有一个特点，修筑得比较粗糙。堤坝基本上是夯土，仅在少数城镇段有木桩、芦苇席子护坡。坝体也比较单薄，堤高仅2-3米，顶宽不足2米，坡度陡峭易滑坡。坝基也不牢靠，经常被水流掏空，形成一个个大洞。

在江河两岸修筑堤坝是古人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一方面，堤坝约束了河流的摆动，可以在两岸开辟出更多农田，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另一方面，堤坝修起来以后，泥沙一淤积，水位就会抬高，一旦出现洪涝灾害，就会给两岸人民带来灭顶之灾。

整个明朝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荆江堤防溃决达到15次，平均3年一次。历史记载比较大的溃堤就有这么几次。1524年，荆江北岸大决口，江陵城"水漫城堞，溺死数千"。1530年，郝穴溃堤，潜江、沔阳沦为泽国。1560年，荆江特大洪水，南北岸全线溃堤，史载"平地水深丈余，舟行树梢"。

1572年，张居正成了大明首辅。一掌权，他就提出了荆江防洪的“舍南保北”方案。

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给出了“舍南保北”的理由：“保漕运、护陵寝、安民生。”他在奏折里说：“荆堤之患在北不在南，当以全力固江陵，余可缓图。”万历皇帝同意了张居正的方案。其实，当时万历皇帝才九岁，他妈李太后又和张居正关系好得很，朝政实际都是张居正说了算，由得了他不同意吗？

所谓的“保漕运”就是保证靠近北岸的荆江主航道的绝对安全，洪水向南倾泻时，漕船还可以在北岸靠拉纤前行。

“护陵寝”，这个理由最冠冕堂皇了。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就葬在安陆（今湖北钟祥），虽然离荆江有点远，但还是万无一失好。

“安民生”，这理由就牵强了，江北的老百姓是人，江南的百姓就不是了？

很多人认为，“舍南保北”掺杂了张居正个人私心。张居正自己就是江陵人，祖坟，宗族，田产都在这里，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近乎“摄政王”的权力来谋一下私？

“舍南保北”策略很简单，就是把荆江北岸的泄洪口全部堵上，让荆江北堤完整闭合，同时加固堤防，荆江南堤则让其自生自灭。洪水来时，直接牺牲南岸来换取北岸的绝对安全。

这个策略是怎么实施的呢？

张居正任首辅的第二年，1573年，工程就上马了。

首先强行堵塞北岸分流穴口，如郝穴等，使荆江从江陵至监利段不再有泄洪口，总长110公里的北堤形成完整闭环。接着，对堤坝进行全面升级，坝体加高加厚，高度提升到6米，顶宽拓展到12米。在建筑材料上，土堤被改建成“石矶驳岸”，并用条石护坡来抵御江水冲刷。

为了推进工程，朝廷还在湖广加征“堤工银”，在财政上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在张居正“考成法”的加持下，工程几年完工了。北堤修建共耗资46万两白银，占当时全国水利预算的62%。

对于荆江南岸，朝廷就直接放任不管了。朝廷停发了南堤的维护费用，让乡绅自筹资金修堤。同时让南岸的居民自己修围堰，把自己的村庄用围墙圈起来，洪水来时可自保一阵子。官府鼓励南岸的居民迁到高处居住，这是摆明了就要放弃你们了。

朝廷每年拨出5万两白银维护北堤，南堤则只有乡绅凑出来的每年5千两左右的维护费用，如此差距，南堤还保得住吗？明朝灭亡以后，鉴于南岸已经破败了，清政府也延续了明朝做法，继续“重北轻南”

这种明显的厚此薄彼引发了南岸居民的大量不满，公安籍的御史上疏抗议，立即被张居正镇压下去。

“舍南保北”的荆江北堤工程完成后，荆州等北岸地区确实在三十年内没有遭遇大的洪水灾害，人们弹冠相庆。南岸的百姓可就惨了。

公安县沦为“水窝子”，自北向南，沿着江岸形成了一片宽达十几里的沼泽地。《公安县志》记载：“十年九淹，民多流徙。”石首、安乡、华容等县的居民也跟着遭殃。整个荆江南岸地区，都出现了湿地化加剧，血吸虫病蔓延的情况。

南岸堤坝因维护不力，连年溃塌，洪水大量涌入涌入洞庭湖，使洞庭湖的面积急速扩张，周边地区连年洪灾。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张江陵（居正）塞北岸诸口，导水南注，洞庭受病实始于此。”尤其是1860和1870年荆江南岸两次大溃决，松滋、太平、藕池和调弦等四个口子灌入洞庭湖，洞庭湖的湖面面积一度达到了6000多平方公里。

“舍南保北”还给以后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北堤没有自然泄洪口，泥沙大量淤积在主河道，河床每年抬升3厘米以上。到了清朝，荆江像黄河一样成了地上悬河。1870年的那次大洪灾，荆江水面高度居然超出了荆州城15米，一旦垮堤，后果将非常严重。

由于荆江的洪水涌入洞庭湖，洞庭湖的面积虽然一度扩大，但泥沙淤积也随之而来。洞庭湖底每年抬高2厘米左右，蓄洪能力也跟着下降。清末，洞庭湖面又渐渐萎缩。

张居正这种“舍南保北”的做法，历经百年以后，实际造成了“南北双输”的局面。清朝起，北堤决口也渐渐成为了常态，同时，荆江两岸的生态也进一步恶化。这种牺牲局部去服从大局的做法，到底妥不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