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的一个清晨，安徽安庆的江边水，一名头发斑白的老者缓步行至河岸边，身着青袍，神情肃穆。

他不是别人，正是朝廷钦差大臣彭玉麟。

身为“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他从不在人前夸耀功绩，百姓却不忘，正是他以铁血手腕清剿地方豪强，让无数横行乡里的纨绔子弟闻风丧胆。

不过，让人比较疑惑的是，他一介布衣出身的清官，却无人敢动。

那么，彭玉麟为何无人敢动？他又是如何惩治纨绔子弟的？

出仕艰难

1817年，彭玉麟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徽安庆）。

彭家虽非世袭望族，却世代书香，祖上皆以诗礼传家，父亲也尤为重视学问，聘请名师教读，希望儿子日后能走“进士及第、衣锦还乡”的路。

得益于此，彭玉麟从小便显出异于常人的悟性，四五岁时便能通背《三字经》，七八岁已能朗诵《离骚》《文选》，再长些年纪，就开始遍览群书，对经史百家无所不通。

然而，那是一个读书人最尴尬的时代——天朝已显颓势，官场积弊深重，科举虽仍在，却早已不再公正清明。

因此，彭玉麟十几岁时便考中秀才，随后连考数次举人、进士，皆无功而返，并非学业不精，而是因为他出身寒门、缺乏门路，在“出身决定前程”的清末仕途中屡屡碰壁。

但他仍旧不肯妥协，不肯去找人疏通、走后门，以至于三十而立，彭玉麟却仍在考场与家塾间奔走。

直到三十五岁那年，命运才终于给了他一个转折。

那年湖南起事，乱民蜂起，清廷措手不及，各地调兵遣将，意图平定动乱，彭玉麟临危受命，被地方征召为随军幕僚。

他本只打算协助文书之事，谁料到了战场，局势危急，许多主将临阵脱逃、士气涣散，彭玉麟不顾危险，亲自策划部署，协助清军反击叛军。

一次夜战，他甚至披甲亲上阵，带着三十余骑突袭敌营，成功夺下要地，扭转战局。

事后，战功被上报朝廷，他被赏以蓝翎顶戴，首次跨入仕途的门槛。

初入官场，彭玉麟满怀抱负，想着可以修政匡时、济世安民，但官场的真实面目很快让他心灰意冷。

衙门之中，升迁靠“润笔”，决策靠“关系”，百姓死活不过是一纸公文的注脚，上司醉心结党，下属钻营逢迎，一次又一次的官场“饭局”，他都如坐针毡。

最令他失望的，是一桩百姓冤案，那是一个农户与权贵子弟的争执，事实一目了然，可因为后者的父亲是本省高官，县令竟一口咬定农户“图谋不轨”，强行定罪。

彭玉麟多次请命，为农户鸣不平，最终不仅无果，反被上级暗示“不可多事”。

于是，是失望下，彭玉麟写下《问心帖》后辞官归里。

辞官后的彭玉麟回到安庆，一边教授乡塾，一边潜心书画。

多年后，曾国藩组建湘军，急需良将，他第一时间想起了这位刚直不阿的老友。

于是，一封书信，跨越数百里，送到彭玉麟案头，彭玉麟收到后本不想答应，但若不去，这万里江山，百姓何堪？因此，他还是应约。

立威湘营

咸丰三年初秋，彭玉麟抵达湖南长沙，当时的曾氏尚未“封疆”，只是被朝廷寄以厚望的中兴之才，正招兵买马、急于建立能征惯战的地方武装。

而彭玉麟亲自负责整顿队伍，但这支刚刚成形的水师，几乎是一盘散沙，军士多由地方乡勇临时编入，船只杂乱、训练缺失。

更令人心惊的是，许多兵员竟把营房当作酒馆赌场，赌博酗酒时有发生，舟船停泊无序，武器锈蚀，犹如农家渔夫胡乱拼凑之队。

第一天巡视船营，彭玉麟没有多言，但回营便召集几位军官，命他们次日一早整队操练，检阅水师纪律。

次日清晨，彭玉麟亲自站在码头，看着一队队兵卒踉踉跄跄而来，穿戴不整、步伐散乱，他未发一语，待队伍集合完毕，忽然一声令下：“违令者，斩！”

众人哗然，以为虚言恐吓，直到一名酒气未消的士兵被押至队前，彭玉麟亲眼监督斩首后，从此军营上下皆知：“彭公之令，不容戏言。”

不止于严法治军，他更以制度立根本，他废除旧制，重订水师规章，明定兵船配员、出征调度、火器训练各项细则。

他还效法西洋海军理念，聘请外籍工匠教授铸炮、装舰，甚至亲自试炮，修订射程标准。

可真正令军中震撼的，还不是他的军纪严明，而是他对内部腐败的绝不容情。

彭玉麟刚上任三个月，就对同为湘军将领的曾国荃提出了质疑。

两人原本在曾国藩安排下多有往来，但彭玉麟数次前往曾国荃军营查访，发现军械配发混乱、军纪废弛、伙食虚报等问题，他先是暗中记录，试图劝解，谁知对方毫不理会。

于是他以“乱政误军”之罪名，正式上奏朝廷弹劾曾国荃，并三次补奏不止，引得朝中与湘军上下大哗。

此事虽未动摇曾国荃军权，但曾国藩自此对他心生嫌隙，将其调离核心营区，以免“节外生枝”，彭玉麟不言不争，欣然受命，远赴长江支线，自主筹建水军分营。

也正是这一段调离，让彭玉麟反得更大自主权，他将江面作为操练主场，以巡江为令，不断优化战船布局，延揽能人义士。

三年后，他麾下水军号称“江中铁营”，凡遇敌必胜，被朝廷誉为“长江之柱”。

怒斩豪强

除此之外，彭玉麟专杀纨绔子弟也是众人皆知。

他被朝廷授命巡视两江，而初到合肥，他便听闻风声，说当地有位名叫李秋升的公子，生性残暴、行事跋扈。

而且，对方仗着自己是李鸿章的近亲，横行乡里，掠人妻女、侵吞民田，诸官不敢置喙，百姓敢怒不敢言。

彭玉麟未急于发作，他先是化名出行，在市井间暗访数日，茶馆中、庙口前、渔舟边，他一次次地听到“李秋升”三个字与无数恶行连在一起。

最令他动容的是一名老妪的哭诉——她的儿媳被强抢为妾，丈夫愤而反抗，却不知所踪，官府非但不查，还将她逐出村中。

听罢这段话，彭玉麟次日清晨披挂整齐，敕令安庆府衙将李秋升召来，公开审问。

李秋升初到府衙时，依旧神情张狂，他以为，只要抛出李鸿章的名头，就能轻松过关。

彭玉麟却挥手喝令左右将其押入刑堂，并将所有受害者逐一召来，听其陈情，一字不漏记下。

最终，彭玉麟当堂宣判，李秋升罪行累累、无可赦免，拟杖刑四十、斩立决。

消息一出，哗然朝野，地方官纷纷前来劝谏，甚至有巡抚亲自求见，言语婉转却意图明显——李鸿章权势滔天，此事若重罚，恐将引起动荡。

但彭玉麟并未妥协，最终，李秋升于三日后斩于午门，尸首由家人领回，其头颅则当街示众三日，百姓奔走相告，传为奇迹。

而这，仅是彭玉麟“怒斩纨绔”的冰山一角。

湖北总兵谭祖纶曾因贪色而逼死好友，地方官府推诿不办，彭玉麟借夜巡视至此，闻讯后连夜奔赴，亲自勘查案情，不到三日便审理完结。

谭祖纶被押赴江边，在数万百姓面前处决，斩首之后，他命人将其军服烧毁，碑铭抹除，以示警诫。

那一年，长江上下的达官贵人纷纷收敛气焰，彭玉麟成了众多纨绔眼中的“梦魇”，甚至传言他能“闻恶即现，夜半下令，晨起斩人”。

而在百姓眼中，他却是难得的清官。

他走到哪里，哪怕不带一兵一卒，百姓也会自发夹道迎送，老者献茶，妇人赠食，孩童高呼“活阎王来救我们了”。

百官忌惮

自“江淮肃贪”之后，彭玉麟的威望几乎到达巅峰，他铁腕治军、严惩豪绅的作为虽令权贵家族心惊胆战，却也赢得了天子的信任与百姓的爱戴。

更令人称奇的是，彭玉麟在众多敌视与忌惮中，竟能全身而退、安享暮年，这在清末权场，可谓奇迹。

许多人私下议论：为何一个几乎得罪遍半个朝堂的大臣，竟然没有落得被罢官削爵、流放边疆的下场？

答案，藏在彭玉麟多年为政的布局中，也藏在他孤清独行的性格里。

其一，他不结党，不营私。

官场向来以“圈子”论生死，攀附权贵、互为羽翼是常态，可彭玉麟一生，始终不曾在任何政客集团中立足。

即便当年与曾国藩私交甚笃，亦未随其脚步步入朝中权谋漩涡。

其二，天子赏识，不容轻动。

彭玉麟虽不擅逢迎，却有一项罕见的本领——“不谄而得帝心”，朝廷数度有人弹劾他“手段酷烈”、“干预地方”，却每每被驳回，皆因皇帝一句：“彭卿所为，皆出公义。”

其三，兵威在握，朝臣忌惮。

彭玉麟非空口清谈之辈，其所部水师，为近代海军雏形，战力强悍、纪律严明，尤以战功显赫著称。哪怕在他晚年已不亲自带兵，仍有一批忠心将士视其为“军中父帅”。

权臣深知，若贸然打压彭玉麟，可能引发军中震荡，轻则士气不稳，重则军心动摇，而这一点，正是彭玉麟未曾明说、却早已埋下的“护身符”。

更何况，他的军队纪律严谨，不曾肆意扰民，这等军纪，在腐败成风的晚清几近神话，自然更令皇帝倚重，百官畏惧。

其四，名声在外，动之伤己。

在彭玉麟巡视各地之际，曾有地方督抚试图构陷，欲借“越权执法”之名上奏弹劾。

谁知百姓闻讯，自发上街鸣锣击鼓，联名上书护奏，多达数千人署名，其情其势，如山如海。

京中高官看到此情此景，方知民意之重，不可轻试，而在那个“民不敢言”的年代，有人能让百姓敢于站出来为他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势。

光绪八年，彭玉麟因年迈请求辞官，朝廷念其功勋卓著，赐以荣归田里的诏书，并授以荣禄大夫之号。

他辞官不似他人“退避风险”，而是坦然归隐，在家乡水岸边搭建一座简朴书屋，继续作画写字，静观风云变幻。

乡里百姓知其归来，自发修路植树，只为为老大人“扫榻迎春”，偶有故人探访，他也只谈兵事与书画，从不谈政事是非。

三年后，他在暮春之际安然离世，临终前仍手执毛笔，书下一句：“以直报怨，以德报国。”言罢笔落，气绝如眠。

彼时京城接报，皇帝亲书挽联，赐祭三日，并命人将其画像悬于兵部堂中，以示褒扬。

江南百姓自发立祠，香火不绝，春秋祭祀，铭记这位“以清自守、以刚治世”的孤臣铁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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