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剧表达的都是当下的形式判断，体现的都是现在的世道人心。”

最近，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在各平台热播。提起五代十国，你能想起它大概位于哪个时间段吗？记忆里，中小学时有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的顺口溜。往前是强盛开放的唐朝，往后是文化繁荣的宋朝，夹在中间的分裂年代总是被人忘记。

新年伊始，很多人借这部剧重新学习五代十国的历史。毫不意外，这是一段王朝频繁更迭、人物繁多、南北割裂的复杂年代。53年中，北方中原地区历经5个王朝、14位皇帝；而中原以外，还有10个主要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立王，或臣服中原、或与之对立，被《太平年》选为主角的便是世代事大的吴越国。

过程中，大家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人物和典故。“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的作者，原来是侍奉过五朝十一帝的官场“不倒翁”冯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来自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写给妻子的书信。杭州西湖边的保俶塔、面朝钱塘江的六和塔，和钱镠的孙子、吴越最后一任君主钱弘俶有关。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竟都出身于吴越钱氏家族。

我们与著有五代十国的非虚构作品《卧榻之侧》的历史作家张明扬录了一期播客，聊了聊《太平年》和五代十国背后的历史和历史观。

历史观关乎人们如何理解和评价历史。因朝代更迭而多次易主的冯道，被后世认为不忠、无耻、左右逢源；割地给契丹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被指为“卖国贼”——这些是历史观，不是历史现实。前不久的悼明热潮中，网友认为清朝入关摧毁了汉文明，这亦是部分当代人的一种史观。

在当代的历史剧创作中，如何从史书记载中筛选材料、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同样是对历史的当代理解。对于史料不多的女性人物，就需要做更多虚构，这背后也有编剧的价值观和审美偏好。

就如作家毛尖在《忽左忽右》一期播客提到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史，“史剧表达的都是当下的形式判断，体现的都是现在的世道人心。”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五代十国究竟如何塑造了后世的历史观，《太平年》又如何体现了当代对历史的理解。

冯道，是忠是奸？

五代十国时，中原历经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另有一个契丹政权“辽”短暂入主。冯道在后梁以后的朝代都任高官，前后侍奉过11任皇帝，被称为中国官场史上的“不倒翁”。

五代时期，冯道受人敬仰，享有很高的声望，被称为“宽厚长者”。但同一个人，在身后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北宋中期以来的史书记载中，他被斥为没有礼义廉耻、“奸臣之尤”。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甚至这样比喻冯道的易主行为：就像在旅店看过客一样，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还一点不愧怍。

《太平年》里，冯道显然是一个正面人物。第4集，他出场的一个重要桥段，是受到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儿皇帝”）托孤。冯道接受顾命，牵石敬瑭的幼子出宫，却立即让侍卫去请石敬瑭的养子、年长的石重贵入宫即位。临走前，冯道暗示拟遗诏的官员：若要保全家性命，就得改遗诏，传位给石重贵。

他一边违背了石敬瑭的遗命，立掌权的皇子，另一边又把小皇子留在家中，保全其性命，让皇位得以顺利移交，避免血雨腥风。这是他的复杂性在剧中的第一次体现。

石敬瑭向冯道托孤

此后，后晋覆灭，冯道更受争议的选择是效忠契丹天子耶律德光。但剧中他被刻画为一个有智有德有勇有谋、能稳定大局的重要人物，他阻止烧杀抢掠的将领入皇城，又救下废帝石重贵的性命。

剧中，契丹天子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当天，文武大臣们尽数在城门外跪拜迎接，冯道却未出现。耶律德光对部下称，“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又命令全军不得进城，驻扎在汴京附近。为了让冯道出城迎接，早已投效契丹的将领张彦泽虐杀楚国夫人丁氏，将其悬吊于城中，并当众威胁：“圣主一日不得入城，此处便要多上几人。”冯道权衡之下，这才不得不出面。

将冯道塑造为“有大德的圣人”，是在“洗白”冯道吗？他到底是“不忠”还是“爱民”？这是电视剧播出后网友热议的话题。

张明扬认为，电视剧对冯道的塑造很出彩，但在扭转形象上也有些“用力过度”，“拔得有点太高了”。比如，编剧虚构了冯道阻扰反派进入皇城的剧情，也虚构了他效忠契丹天子的动机。

这些虚构背后当然带着当代观念——默认冯道易主、效忠契丹天子是不够正确的，于是用“为了老百姓、不计个人毁誉”来给冯道提供道德解释，把他的复杂性圆回来。“冯道不是什么坏人，但你说是这样（伟大）一个人，也未必是。”张明扬说。

契丹天子耶律德光

实际上，冯道易主的做法在五代并不特殊，接受现实、顺势而为，是当时的主流政治文化。“那个时代就是这么当官的。”张明扬说，当时很多官员的做事方式和冯道一样，而冯道成为五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大概只是因为他活得长、任职久、官位高。

五代时期，官员们易主的做法“完全是从政治和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与道德无关”，英国历史学教授史怀梅在《忠贞不贰？》书中指出。这种行为被视为“合乎情理”，相当普遍，很少被谴责。

冯道在68岁时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回顾一生，感念“国恩”和“家法”，认为要“孝于家”、“忠于国”。日本历史学者砺波护在一本专写冯道的书中分析，冯道不提忠君，而是“忠于国”，可以理解为他更看重的是为百姓服务，就如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那为什么冯道的形象到了宋朝后一落千丈？

张明扬认为，这与北宋中期“忠臣”概念的强化和绝对化有关。“忠”的概念虽然一直都有， 但宋人对“忠”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影响了后世的忠奸观。

这背后是宋代对“道统”的重建。史怀梅指出，北宋的史学家欧阳修与司马光都认同，臣子易主是导致政治失序、甚至引发战乱的关键，于是他们通过重新评价冯道来谴责易主行为，并重构“忠”的理解，人们被要求忠贞不二，道德要求被大大提高。此后，这种忠君思想愈发苛刻，也与爱国相勾连，以至于宋元、明清之际，屡有殉国的情况发生。

石敬瑭，卖国贼？

《太平年》开篇，冯道侍奉的皇帝就是被后世认定为“卖国求荣”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他向契丹天子称臣，认耶律德光为父，割让了燕云十六州，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但他当真十恶不赦吗？

剧中，石敬瑭出场不多，故事是从他即将驾崩开始讲起的。张明扬认为，没有给石敬瑭太多戏份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卖国求荣”的行为难以在有限的剧情中“说圆”，也不容易呈现其复杂性。

实际上，石敬瑭在位期间，因与契丹保持称臣的关系，国势相对稳定。他的私德也不错，性格稳重，节俭，不喜宴乐，勤于政事，也了解民间疾苦。他甚至在乱世中弘扬儒家伦理、鼓励民间孝悌之风。当知道河北有一户人家六世同堂后，他下令褒奖，把他们乡称做“孝义乡”、把他们家称做“仁和里”。

但是在后世中，这些无法抵消他割让燕云十六州一事。石敬瑭一生中最为后人记住的，是在起兵反后唐时，向契丹求援，并承诺称帝后向契丹称臣、认父、割地、岁贡。他即位后，确实也这么做了，还自称“儿皇帝”。所谓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范围包括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这里地势险要，是中原通向北方的重要屏障，直到四百多年后才被明朝纳入中国版图。

由此，石敬瑭被后世视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罪人。每当朝代更迭、异族入主中原时，都有后人作诗痛斥他，认为其割地不可饶恕。“但前人是背不了后人很多锅的。”张明扬说。

张明扬指出，石敬瑭是“卖国求荣”的人，但他“并不是莫名其妙去干这件事情”，他可能也没有其他选择。当时，石敬瑭被后唐军队围困在太原，若不向外求援，那么他的下场可想而知。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也想与石敬瑭争夺皇位，同样请求耶律德光立自己为帝，承诺与契丹拜为兄弟之国。但最终耶律德光还是选择了石敬瑭。

对当时的人来说，向契丹人求助或服务并没有很大的道德压力。张明扬提到，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起兵反隋时，也曾向突厥可汗借兵、称臣。

边疆将领与契丹结交或联盟，也是10世纪初的普遍现象。史怀梅指出，唐末至五代初，中原政权结构不稳定，为了对抗其他藩镇，将领们往往向北方的契丹势力求援，以换取军事支持和对其地方自治权的承认。那时，契丹对中原政治的介入有限，因此更容易被藩镇将领们视为一股可利用的外部力量。等到中原政权逐渐稳固以后，藩镇起兵反叛的空间变小，同时契丹也被视为一个强大政治军事力量，自愿臣服的情况才随着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对石敬瑭的所有批评中有一个不太符合历史现实——说他是“汉奸”。实际上，石敬瑭是沙陀人（西突厥的一支），“他不承担汉人的为汉民族、为中原王朝必须做出很多正面贡献的道德负担。”张明扬说。

在五代时期，先后有三代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的天子并非汉人，而是沙陀人。有趣的是，他们都为自己溯源了汉人祖先，以塑造自己帝位的正统——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自认继承李渊的李氏唐朝正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强调自己继承后唐明宗（岳父李嗣源）正统，并自称是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碏、西汉丞相石奋的后代；建立后汉的刘知远，更自称是汉光武帝刘秀后代。张明扬指出，这种攀附汉人祖先的行为，也是汉化的标志。

“沙陀进入中原的历史就是一部汉化史。”王宏杰在《大浪淘沙》书中写道。

“中国人心中，到底什么是胡，什么是汉”

《太平年》第10集，吴越国九郎君钱弘俶表达了对契丹天子要入主中原的不满，说吴越竟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人所笑”。吴越官员水丘昭券回他：“国家大势如此，礼崩乐坏已近百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胡汉之分呢？”

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官员只是把契丹天子入主中原“看作是王朝的另一次更替”，就如唐朝为朱温所灭，朱温所建的后梁为后唐所灭，后唐为后晋所灭，到了此时，耶律德光的出现、以及改国号为“辽”，也就没有让人特别意外了。

到了第12集，耶律德光到汴京不久，沙陀人刘知远就在太原称帝。剧中的耶律德光想不明白，“在中国人心中，到底什么是胡，什么是汉”。他抱怨，在他之前的后唐、后晋皇帝都是沙陀人，却能在中原坐多年江山，而现在他这个契丹人来当中国皇帝，“才两个多月，这里也反了，那里也反了。我契丹人是胡种，难道那沙陀朱邪氏（后唐皇帝的本姓）就不是胡种了吗？”

契丹天子抵达汴梁城外

耶律德光的台词替观众问出了疑问，为什么他只在中原待了两个多月，就不得不启程北返契丹？为什么沙陀人比他更能坐稳中原皇位？当时中原的民族情绪如何？

张明扬觉得，中原对契丹的抵抗不能说与民族情绪没有关系，但从历史上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契丹人到中原后烧杀抢掠比较厉害，所谓的“打草谷”。

当时，有中原将领请朝廷为契丹大军拨粮饷，耶律德光拒绝说：“吾国无此法。”意思是说，契丹人没有这个习惯。他放纵契丹骑兵外出抢掠，“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以沟壑”，方圆数百里内，百姓财物和牲畜被洗劫一空。

后来，耶律德光又对主管财政的官员称，契丹军队有三十万人，如今平定中原，应当得到丰厚赏赐。但当时府库空虚，官员只好向京城的官民强行征借财务，宰相以下的官员无能幸免，还派人到各州征借钱财。而实际上这些钱也没有发给契丹士兵，而是存入契丹内库，准备运回本国。于是朝廷内外“皆思逐之矣”。

张明扬说，沙陀人和契丹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汉化程度，这也是中国人看待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重要依据——不是特别在意血统，而更在意文化。“相对来说，因为沙陀人汉化得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就更能接受他。而耶律德光，契丹人汉化没有那么厉害。”

其实耶律德光也有意识地想把自己塑造为“中原仁君”，到汴京以后，他穿中原衣冠，以礼相待前朝重臣，也继续沿用中原旧制。耶律德光还设立了“南北面官制”，用汉制治汉人，用契丹制度治契丹，被称为最早的“一国两制”，“但他还没有成功，就因为历史的偶然性，他就跑了，打败了嘛。”张明扬说。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后，改国号为“辽”

耶律德光的遭遇引发我们的思考，当时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政权？这种态度在后世几百年中有过什么变化？

宋以前，中国人在想象中构建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四周是夷狄的天下，异族的存在并不被认为对中原构成威胁，相反，他们被欢迎来学习和朝拜汉族文明，“以夏变夷”。因此，接受汉文明的族群和地区就被视为华夏，不接受“开化”的就是夷狄，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历史学家葛兆光指出，这种“华夷观”至少在战国就已经形成。由此产生的“中国”概念是一个关于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

但在唐代中后期，这种天朝上国的“华夷观”开始松动，到宋代则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化。契丹、西夏等政权崛起，燕云十六州丧失，宋辽、西夏并立，中原王朝第一次被迫面对与邻国的对等外交关系。东亚的国际秩序不再以中原王朝为唯一中心。

强大的外族政治压力下，宋代士人切身感受到威胁，中国思想史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宋人反复论证“中国”和“正统”，试图重建道统，“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情绪的重要源头。

经历金人入侵后，新政权南宋把巩固帝国寄希望于“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宋史学者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书中这样记述。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也看中了强调道德与历史教训的《资治通鉴》，认为它能帮助世人“理解隐藏在秩序和混乱之下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当世界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转向一个更稳定、可判断的道德坐标。

后晋皇帝石重贵向契丹主投降

张明扬认为，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是同理。基于外部政治压力，人们变得不自信，自觉受到威胁，民族情绪也随之变得强烈。

“悼明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五代，也不可能发在唐朝的。所谓悼明，意思是说汉人政权是好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坏的。”张明扬说，脱胎于五代政治格局的宋朝，其实塑形了后世的华夷观。

历史与历史观

《太平年》尚未播完，但我们都知道历史的走向。赵匡胤将建立宋朝，吴越国最后一任国主钱弘俶将“纳土归宋”。再往后，宋朝将一改五代时期以军权为核心的武人文化，重视文治。这也将导致宋朝军力衰弱，难以对抗强敌，最终北宋被金、南宋被元所灭。

后世评价中，有人说，从民族和国家利益来看，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削兵权是他的政治败笔，也是他犯过最大的政治错误。这种批评与石敬瑭受到的谴责很相似——为了自己建立王朝的利益，牺牲了中国人、汉人的整体利益。

但张明扬指出，回到历史现场，任何皇帝首先顾及的是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不是中国利益、汉民族利益，后者是后人的一种政治想象。

赵匡胤

在关于《太平年》和五代十国历史的讨论中，张明扬经常提到历史和历史观的区别。比如，吴越国“纳土归宋”被后世认为是“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归附”，这或许是一种美化。实际上，当时钱弘俶被宋太宗赵匡义强行扣留在汴京、被大臣劝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最终决定交出土地。历史记载中，钱弘俶在朝上“纳土归宋”，待他退朝，随行官吏得知这个结局后恸哭：“吾王不归矣”，我们的君主再也回不来了。

再比如，冯道任后唐宰相时，还主持刊行了后来得到很高赞誉的印刷版《九经》。在此之前，儒学经典只有手抄本，有笔误的文本仍在民间传习。印版《九经》历时21年完成，那时王朝几经更迭，已是后周，冯道亦在第二年去世。清末的美国传教士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里指出，这些印版经书带来了宋代文化的繁盛，冯道等官员在印刷史上的成就，可以和印刷《圣经》的古腾堡媲美，后者开启了欧洲文化新纪元。

砺波护在书写冯道时，对于应该如何看待史学家对冯道的评价一事，他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的观点：“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研究历史之前，请先研究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请先研究历史学家身处的历史与环境。”

砺波护在书的最后写道：对于与“忠君爱国”几乎毫无关联、接受二战后教育的我们来说，主张忠于国而非忠于君、不要被虚名所误、凡事都要注重眼前现实的冯道，似乎更像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在军阀掌权、起义接连爆发的时代，心系庶民、讨厌剥夺他人生命、以公平无私的态度待人接物、始终爱好和平的冯道，即使历经干年岁月，或许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现代人的共鸣吧。

在乱世中做事

五代总是一个被忽略细节、印象模糊的“乱世”代表。同样是战乱频发的年代，三国时期常被浪漫化为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人们不觉悲惨、反而啧啧称奇，甚至遗忘了曹操笔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悲惨景象。

张明扬说，人们把五代看作“垃圾时间”，是不屑，也是厌恶。他认为，五代十国其实参与定义了中国人的“乱世观”，当代中国人如此害怕和仇恨乱世，和距离我们最近的“乱世”五代十国有关。

人们当然是恐惧失去秩序的乱世的。今天的世界虽然不能与之相比，也不能简单称为“乱世”，但也呈现出了一种失序与不确定：区域战争频发、全球政治趋于保守、经济下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因而，当观众看到剧中官员们在乱世中“做事”、坚守秩序时，难免会被触动。

钱弘俶、孙太真、郭荣、赵匡胤

第10集，契丹天子将入主中原已成定局，赵匡胤垂头丧气去见冯道，冯道说：“既然还活着，就做事吧......逝者已逝，他们可以歇歇了，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赵匡胤不解：“现在再做这些，还有用吗？”冯道说：“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武，不能定祸乱；文，不能致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提及喜欢这段台词，因为冯道代表了一种处变不惊、说实话、办实事的现实主义者，他也被视为“人生导师”。

五代乱世中，无论谁称帝，官员得继续做事，百姓还是继续生活。就像冯道所说：“张彦泽来与不来，事情还是要照做。”可以说，《太平年》通过台词向观众传递了一种在乱世生存的智慧，默默做事，维系秩序。

冯道

剧中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情节。第7集，郭荣为了维持施粥的秩序，一刀杀了一个争抢食物的饥饿流民：“不听号令坏了规矩的，便是这等下场。”钱弘俶愤怒地问他：“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 他并没有回答，而是把刀递给钱弘俶，给他一个为死者报仇的机会。第8集，钱弘俶夜里偶然撞见郭荣在死者遗体前鞠躬祭奠。钱弘俶问：“你这却又是何必？”“人都死了，拜与不拜又有何用？”郭荣答：“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

“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都是对的。世道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终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这世道的错，也是错。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便都变成了对。”郭荣说。

参考文献：

《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张明扬

《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日] 砺波护

《忠贞不贰？》[英] 史怀梅

《大浪淘沙：从五代到十国》王宏杰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 刘子健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葛兆光，《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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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年》背后的真实历史：五代塑造了后世的乱世观、华夷观、忠奸观｜正面连接022 - 正面连接 | 小宇宙 - 听播客，上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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