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历史地位有多高？从杨振宁和罗青长的话语，可窥一二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出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海外发表悼文称：“周恩来是历史上少有的兼具伟大与谦逊的政治家，他让一个分裂的世纪看到了统一的价值。”

罗青长说的那个场景，病房灯有点暗，总理的手抖得厉害，还是把文件摊开，字迹都挤在一起，辨不清，内容还是在安排怎么把一些老同志保护好，杨振宁那边讲的是另一个面，学术圈里见过的风格，见人说人话，见事落到点上，两人的经历差别很大，一个在隐蔽战线多年，一个在国际学术场和外交场都打过交道，合在一处，周恩来这个人，地位怎么落，方向不一样，落到的点倒是相近。

杨振宁提到的那些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这个说法，用得早，用得稳，日内瓦会议那套桌面上铺开的分歧，话不多，问题慢慢往可落地的方向拉，万隆会议，亚非国家坐在一屋，互相听得懂对方的关切，就能往前走一点，印度支那的火，降下来的过程，外界看的是姿态，里子是节奏，近代那段外交史里，弯腰求人的尴尬，往后少了，抗美援朝打的不是一时的气头，中苏那段争议，背后是路线怎么定，中美到最后建交，来回试探，对外一直拿独立的态度顶着，艾登说过一句话，见过的政治家里，他坚持原则，也会变通，外面的评价就在那里摆着，人走了以后，联合国降半旗，这个礼，第一次给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党内这一条线，罗青长的工作环境，最知道那种日常里的细部，1927年进到政治局常委，后来几十年一直在中枢，历史上的弯道多，遵义会议那次，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队伍的主心骨立住了，西安事变，坐下来谈，把局面从冲撞点上拉回来，国民经济碰到困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四个词，落到工厂和田地里的安排，能过渡过去，“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环境复杂，文件堆起来，电话连着电话，哪些单位停不得，哪些人要先保护，背后都有人在做，邓小平后来讲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后果很难想象，这句话不夸，是从实际工作的感觉里说出来的。

个人这条线，家里的规矩十条，亲属不占便宜，不开口要指标，不进公家的门办私事，胸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一直挂着，走的时候骨灰撒到山河里，学习这事不收尾，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在纸上也做在身上，严到自己，别人看着就省事，李先念说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举个例子就够了。

格局再拉大一点，革命和建设两段都在场，南昌起义那一枪，人民军队的开端，后面到国家建设那条路，“四个现代化”起一个目标，国防里的尖端项目，抓进度，抓队伍，统一战线这个工作，商量的门要常开，香港澳门的回归，制度设计的底子要早垫好，多党合作这一套，能跑起来靠的是前面打下的基础，石仲泉写书里有一句线索，孙中山把新中国的愿望提出来，毛泽东把新中国建起来，周恩来在维系和发展上把筋骨拉紧。

两条视角合在一处，外面看民族独立和复兴往前推，里面看价值怎么落到人和制度上，这个人做事的方式，激进和稳当之间找位置，理想和现实之间找路径，不是说讲个中庸就过去了，更多是把责任扛在身上，先把需要解决的排一个优先顺序，病房里对医生说的那句话，我这边没什么大事，你们去照顾更需要的人，放在末尾，更能看清这段历史里的人是怎么做选择的，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的人提起他，想到的不是口号，是具体的事和可对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