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翔：从产业链条角度考察，湖北地区在青铜时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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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现任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中国分会会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

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2025武汉大会上月在东湖之滨召开，会议期间，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中国分会会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白云翔接受专访，从铸造技术、产业链条等维度，深入解读湖北地区在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中的独特贡献。

谈及湖北出土的青铜文物，白云翔首先聚焦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它是目前已发现的规模最大、质量最重、音域最广、铸造技术最为复杂的编钟，其卓越性尤其体现在精密的音律制度上。”白云翔强调，各地虽已发现不少编钟，但曾侯乙墓编钟作为战国早期的器物，在规模、铸造技术的复杂程度与精良程度上，堪称当时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

战国 曾侯乙编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而曾侯乙尊盘的精巧工艺令人惊叹，围绕尊盘的成型技术，学术界曾有过重大争论：一方认为其是采用范铸法分铸各部分，再通过焊接连接组合；另一方则认为是采用失蜡法整体铸造，即用蜡雕刻出精细的铜器模型，再运用范铸工艺成型。这是两种不同的铸造技术。

战国 曾侯乙尊盘 湖北省博物馆藏

白云翔表示，无论尊盘是分铸加焊接还是整体失蜡法制成，学术上可以争论，但它无疑代表了当时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就铸造技术的精湛程度而言，出土曾侯乙编钟、尊盘的楚地，其成就堪称一个高峰。

“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作为华夏青铜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古铜矿遗址。”白云翔说，其巷道开采技术，特别是支护结构，已非常发达。在上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曾进行过炼铜模拟实验，使用的炼铜炉直径接近一米，成功炼出了铜。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展现出的采冶链条（陈树祥先生供图）

从产业链条看，铜绿山古矿遗址主要展现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尤为难得的是，铜绿山四方塘遗址还发现了采矿、冶炼工人的墓葬和脚印，这在全国矿冶考古中极为罕见。

四方塘墓葬区（陈树祥先生供图）

矿工足迹（陈树祥先生供图）

白云翔指出，如果说大冶铜绿山是原料基地，那么武汉盘龙城遗址和附近的郭元咀遗址，可视为专业化的生产基地，代表了从冶炼粗铜、精炼到合金铸造的一体化生产系统。而在中原地区，青铜铸造业虽发达，但多缺乏冶炼环节。

“这就引出了盘龙城设置的原因。盘龙城作为商王朝在南方设立的重要据点，主要功能是控制并获取铜锡资源，以保障商王朝大规模铸造青铜器的需求。”白云翔说，商代乃至夏代的铜锡来源并非单一地点，但无论如何，湖北、安徽、江西这一带，应该是当时整个中原王朝主要的铜锡原料供应地。

铜绿山冶炼出的粗铜（陈树祥先生供图）

铜在当时是战略物资。中国青铜时代的特色，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礼器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青铜兵器则显著提升了战斗力。

从铜绿山到盘龙城的完整产业链，让以湖北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成为商周时期中原王朝的“战略物资保障地”。白云翔解释称，古人早已懂得“成本核算”——在矿山附近将矿石冶炼成铜块再运往中原，比直接运输大量矿石更节约成本，而长江中游丰富的铜锡资源，正是中原王朝大规模铸造青铜器的关键支撑。

白云翔主张将青铜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更宏大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从原材料、矿山开采到青铜铸造整个链条来考察 ，湖北地区在青铜时代的重要性尤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