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肩步入会场时，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格局正式形成。这段跨越百年的统战史诗，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黄埔军校讲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淬炼，最终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定格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每一页都写满了理想与坚守、抉择与担当。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战萌芽与民主力量的初次集结（1924-1927）

1924年1月，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当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走上讲台时，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元老，还有以谭平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次会议通过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确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为民主力量的联合开创了先河。

彼时的中国，民主党派的前身——各类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5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后为民主党派之一），其早期成员曾参与五卅运动的宣传工作；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社，在国共合作期间积极推动平民教育，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基层人才。这些团体虽未形成成熟的政党形态，却已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共产党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黄埔军校的课堂上，共产党员周恩来与国民党人邓演达共同讲授政治课程，他们的学生中，既有后来的共产党将领徐向前，也有民革的重要成员郑洞国。这种“同堂授课、共御外侮”的合作模式，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的生动缩影。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民盟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早期参与者张澜，在四川发动民众支持北伐，其领导的地方武装与国民革命军形成呼应。

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统一战线遭受重创。但民主力量的火种并未熄灭：宋庆龄在武汉发表《讨蒋通电》，公开谴责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邓演达秘密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些行动，为民主党派在未来与共产党的再度合作埋下了伏笔。

二、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民主党派的壮大（1937-194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布《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民主党派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1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张澜任主席，其成员涵盖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中间党派。成立宣言明确提出“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谋而合。周恩来多次在重庆曾家岩与张澜会面，就团结抗日、民主宪政等问题深入磋商。1941年，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昆明创刊，陶行知、闻一多等进步人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同样紧密。1940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前身“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民进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通过开办夜校、发行地下刊物，将抗日思想传播到工厂、学校。这种“地下合作”，成为沦陷区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

抗日战争后期，民主党派的民主诉求日益强烈。1944年，民盟在重庆发起“民主宪政运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民盟的主张形成呼应。这种政治共识，为战后民主力量的进一步联合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民盟主席张澜在特园设宴招待，席间张澜对毛泽东说：“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是当前中国唯一的出路。”这次会面，被民主人士称为“共商国是的典范”，也标志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进入新阶段。

三、解放战争：从“第三条道路”到“五一口号”的抉择（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民主党派曾一度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共之间寻求平衡。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代表罗隆基还在为国民党的“宪政承诺”奔走，希望通过协商实现民主宪政。

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很快击碎了这一幻想。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当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上海被特务监视，民盟中央委员杜斌丞在西安被杀害时，“第三条道路”的幻梦彻底破灭。

1947年秋冬，大批民主人士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江之畔，他们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沈钧儒在《光明报》上发表《从幻想到现实》，直言“唯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实现民主”；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提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平”。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民主党派的政治抉择。

5月5日，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李济深在电文中写道：“中共的号召，是符合全国人民公意的，是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的必经之路。”此后，民主党派开始分批秘密北上，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李济深、茅盾等30多位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北上，在山东烟台登陆。当他们看到解放区农民分到土地后的喜悦，看到工厂工人当家作主的热情，更加坚定了“拥共建国”的信念。

四、新政协与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奠基（1949-1956）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635名代表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比超过40%。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部长等职务，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民建主席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带领团队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轻工业发展规划；民盟主席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民主法制建设建言献策；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主持修建了多项重要工程。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多党合作的基本准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趋于成熟。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埔风云，到抗日战争的同仇敌忾；从解放战争的生死抉择，到新中国的民主建国，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历程，是一部充满艰辛与荣耀的统战史诗。它深刻说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鲜明特色。在新时代，这一制度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百年多党合作大事记；

[2] 民主党派史料；

[3] 中国共产党史料；

[4] 国共合作史料；

[5] 其他网络资料。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