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和朱枫一起牺牲的，还有这两位女烈士

1950年10月11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晨雾中，两位身着囚衣的女性并肩而立。当枪声响起时，35岁的计梅真与32岁的钱静芝从容就义，她们的名字长期隐匿于朱枫烈士的光环之下，却以另一种方式镌刻于历史深处。

计梅真，本名叫计淑人，上海松江人，父母都是教书先生，家里那套挺老派的，她小时候上的务本女中，学校规矩多，但也有新风气吹进来，老师们总爱讲点外面闹革命的故事，书读多了，心里就长了些别的东西，等到1937年淞沪会战一开打，上海彻底乱了，计梅真就往沪西跑，最后钻进了一家日资纱厂，外面人看不出什么，她就在女工夜校里，白天教大家唱《新的女性》，晚上跟工友们聊抗日救国，到了1938年，就办了入党手续。

钱静芝，四川成都人，家里条件一般，从小日子过得不宽裕，后来去了常州女子师范，那里的老师抓得紧，救亡运动一来，钱静芝想都没想就一头扎了进去，后来也到了上海，也在女工夜校，跟计梅真前后脚，悄悄入了党，计梅真这个人，能组织能带头，钱静芝呢，就擅长在底下悄悄联系人，俩人抗战那几年练出来的本事，后来在台湾全用上了。

1946年9月，上海那边下了任务，让计梅真和钱静芝顶着教员的身份去台湾，那时候台湾刚光复，岛上一片乱糟糟，计梅真就在邮务工会那边活动，名字没换，三个月就把闽南话学得溜熟，《野草》这本杂志偷偷地印，革命思想就这么传出去了，钱静芝，换了个名字，干的还是老本行，主要是跟基层的邮差们打交道，平时就在台北街头卖个花，其实是在传递情报，到1949年，她们俩已经发展了四个支部，三十多个台湾本地的年轻工人都入了党，还搞了个归班运动，让六千多名台籍邮政工人的编制实现了平等，这帮人头一回在制度上被当人看，二二八事件以后，台面上的人都散了，她们俩还能把基层队伍稳住，朱枫那边负责高层的情报，两边就这么对上了线。

1950年2月，蔡孝乾出事，一连串的人都受影响，计梅真因为“台湾邮电总支部案”第一个被抓，钱静芝当时正在外面送情报，也跟着落了网，牢里的日子不好过，计梅真挨着酷刑还教难友们说闽南话，钱静芝把自己的毛线衣脱下来给年轻人穿，临刑前还请大家吃包子，那意思谁都懂，没人哭，气氛反而很镇定，隔着牢墙，她们还跟朱枫用敲墙的方式发摩斯电码，有过短暂的联系，没过两个月，朱枫在6月10号先走了，计梅真和钱静芝又多撑了四个月，一个秋天的早上，两个人并着肩走了出去。

后来人们说起这条隐蔽战线，总提朱枫，其实计梅真和钱静芝留下的东西更实在，工人第一次实现了同工同酬，制度上有了说法，从她们办的邮工补习班里走出来的许金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骨干，临刑前唱的那首《安息歌》，在台湾的工运圈子里传了很久，朱枫是惊心动魄，计钱是扎扎实实，谍战和群众工作这两条线，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故事。

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碑上，要找到她们的名字不容易，计梅真走之前说过，不管多久，都要活下去，火种埋下了，就等着它慢慢发芽，钱静芝的遗书里也说想看到新中国，都是一个意思，牺牲不只是那一瞬间的事，真正的荣耀，不光属于台前那些英雄，也属于背后那群一直不说话，却一直在做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