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一个雨夜,山西五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被炮火照亮。
17岁的何荣熙正在灶台边做饭,突然听到村外传来密集的脚步声。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几个日本兵拖进屋里。屋外的雨越下越大,屋内的空气却像凝固了一般。
日本兵用刺刀抵着她的后背,把她押上一辆军用卡车。这一夜,她成了日军“慰安所”的囚徒。
在据点里,何荣熙和其他被抓来的妇女被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屋外的脚步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屋内的人却连说话都不敢。有人蜷缩在角落发抖,有人抱着头低声啜泣。
日本兵像野兽一样冲进来,把人拽出去。一个压在她身上,另一个拽着她的大腿,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她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折磨,直到战争结束才被释放。
这段经历成了何荣熙一辈子的梦魇。如今,90多岁的她坐在村口的石凳上,说起当年的事,声音依然颤抖:“那时候活着只是为了活命,哪敢想以后啊。”
根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日军侵华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被迫沦为“慰安妇”。这些女性被日军充当“性奴隶”,她们的遭遇被称为“最黑暗的人类历史”。
日军在侵华初期就制定了系统的“慰安妇”制度。据日本军方档案显示,日军在占领区设立慰安所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军队纪律”,防止士兵因性需求引发冲突。
然而,这种“纪律”的背后,却是对女性的系统性摧残。慰安所的选址往往在战线后方或占领区中心,方便日军士兵随时“享用”。
令人震惊的是,慰安妇的来源极为复杂。除了当地女性,还有来自朝鲜、台湾、菲律宾等地的女性被强行征召。许多女性甚至在被抓时年仅十几岁。日军往往将这些女性当作“战利品”对待,甚至在她们身上刻字或编号,以示“所有权”。
2025年8月,韩国首尔的一场纪念活动中,90岁的幸存者李容熙站上讲台,向现场数千人讲述了她的经历。她说:“我15岁被抓去慰安所,每天被几十个日本兵轮流折磨。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想自杀,但日本兵用刺刀把我救了回来——他们怕我死了没法‘工作’。”
李容熙的话让现场观众陷入沉思。她不仅揭露了日军的暴行,也引发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事实上,许多幸存者在战争结束后选择沉默,原因复杂。
一方面,社会对性暴力的污名化让她们难以启齿;另一方面,日军的威胁和恐吓也让她们不敢声张。直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学者金学顺首次公开控诉日军暴行,慰安妇问题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大陆的幸存者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2025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已从2014年的22人锐减至7人。这些老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许多人终身未等到一句正式道歉。
近年来,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新证据不断涌现。2025年7月,韩国、日本和中国多地公开了一批此前从未被披露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日军驻军日记、军官信件、红十字会医疗报告等,直接证明了慰安妇制度的系统性和残酷性。
一份日本军官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的慰安所里有12名女性,士兵们已经排了两轮。”另一份报告显示,某处慰安所的女性日均接待士兵超过60人次。
这些档案的公开引发了全球范围的讨论。社交媒体上,大量网友自发转发相关内容,并用#JusticeForComfortWomen(为慰安妇讨回公道)等标签声援幸存者。
日本年轻人也开始直面这段历史。一名日本网友在推特上写道:“以前总觉得这是‘过去的事’,但现在看到这些档案,才明白我们欠她们一个道歉。”
尽管铁证如山,但在2025年8月,日本外务省发布声明,称“慰安妇问题复杂,需谨慎对待”。试图对历史责任进行回避。事实上,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承认国家对慰安妇问题的责任,也未向受害者提供国家赔偿。
2025年6月,由十几名日本地方议员组成的“抗议设置慰安妇像的全国地方议员会”前往美国洛杉矶,要求拆除当地的慰安妇雕像。日本议员甚至试图与美国议员会面,但遭到拒绝。
面对日本政府的沉默,2025年8月14日,上海书展上,《日军“慰安妇”全史》新书发布。这本书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团队耗时30年完成,收录了2100处慰安所的调查数据和358名幸存者的口述记录。
同时,中国和韩国的民间组织也在积极行动。2025年8月,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联合韩国“和平纪念馆”发起“慰安妇记忆传承计划”,计划在两国设立更多纪念碑和教育中心。
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关于“历史记忆与和解”的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中日关系需要向前看,不应被历史问题牵绊。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在公祭日疾呼:“日本人欠我们一个道歉!”
2025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慰安妇受害者。日本驻美大使馆对此表示“遗憾”,认为此举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但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亚洲妇女讨回公道的正义行为”。
2025年8月,90岁的慰安妇幸存者汤根珍在病床上接受了最后一次采访。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日本鬼子害我一辈子,但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世界知道真相。”汤根珍的遗言成为许多幸存者的心声。她们用余生等待一个道歉,但时间正在一点点吞噬她们的希望。
在汤根珍去世后,她的家人将她的遗物捐赠给了“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其中包括一根拐杖和几封泛黄的信件。信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有人问起我的经历,请告诉他们,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苦难。”
随着最后一批慰安妇幸存者逐渐离世,历史记忆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
2025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慰安妇”问题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一决定引发全球关注,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日本外相称此举“不尊重历史事实”。
然而,历史学家认为,记忆的传承不应只依赖官方行动。纪录片《二十二》导演郭柯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普通人参与到历史记录中。每一份口述历史,都是对抗遗忘的武器。”
慰安妇的伤疤从未愈合。战争的代价不仅在于死亡和破坏,更在于对人性的践踏。当最后一盏灯熄灭,当最后一位幸存者离去,我们是否还能记得那些被日军摧残的女性?
正如汤根珍的遗言所说:“日本鬼子害我一辈子,但他们的罪行,永远不会被遗忘。”
更新时间:2025-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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