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前言·】——》

在吴石案里，确实有三位烈士被早早追封，只有聂曦被“拖”了几十年。

从“密使一号”到陷阱：案发与牺牲过程

1950年5月30日，那一纸军事法庭判决，命运毫不留情。吴石、朱枫、陈宝仓与聂曦等人被定为“叛乱案”被判死刑，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四人相继就义。公开档案把这个时间点刻得清清楚楚。

关键是，这四人平时角色不同、证据掌握也不同。聂曦原是吴石的副官，表面身份为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但实为地下联络与情报中转者。

1949年前后，战局风云变幻，国共对峙环环相扣。福州解放前夕，聂曦承接了一项惊险任务：秘密转移298箱国民党军事档案，其中包含兵力部署、海防计划等绝密情报。
面对敌方撤退前的严密搜查，他与战友假扮搬运工，穿梭关卡，将档案藏入省研究院书库。福州解放时，这批资料完整送交解放军，对东南沿海战线的推进提供关键支持。

档案成功转交后，聂曦随吴石赴台，继续在台湾境内暗线行动。他担起中转与掩护职能，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隐蔽网络的一环。那时地下工作风险极高，身份稍露破绽即遭捕捉。

蔡孝乾叛变那年，地下网络几近崩塌。聂曦与其他几位秘密人员很快被捕入狱。审讯中他据传坚守秘密，不交出同伴。

处刑当天，聂曦身穿白衬衫，神情平静，站在枪口前的一瞬间回望远方。那一刻，摄影镜头、口述档案与目击者描述里，都留下他的从容。那张就义照在后世流传甚广，成为历史影像中极具感染力的一幕

案发斩首的方式，用死刑枪决直白地结束了生命，也刻下了公众记忆与历史叙述的断点。四人从此在不同轨道等待被“记住”的时刻。

三人早封，聂曦怎就落单？程序·档案·认知三重挡板

从1950年到2006年，那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中，聂曦的命运被各种“程序障碍”拖慢。看陈宝仓、朱枫、吴石先后被追认烈士，就能体会整个系统的时间表和变动脉络。

吴石在1973年得到追认烈士，背后有中共中央高层推动。公开资料指出，他的贡献、影响和在大陆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与传播强度，较早就被认可陈宝仓与朱枫的事迹，在党史、情报史材料中陆续被公开、载入中共地下工作光荣谱系，易于被认定为烈士。

相比之下，聂曦有三大“拖延因素”：

首先，证据链缺乏整合。烈士追认需要详细事迹材料、档案佐证、审批流程。隐蔽战线人员身份极端保密，公开记录稀疏。许多关键材料分散在台湾或未能完全移交内地。审批机关对材料的完整性和可核性要求很高，聂曦的档案补全工作可能一直在推进中。

其次，跨域档案难以协调。台湾当局所有军事法庭、判决、处决记录、狱中档案等资料保存体系与内地系统不连通。要做评定，必须调取、比对双方材料，确认时间、罪名、牺牲、牺牲地点等。这个过程往往耗时、复杂，特别是早期中央与地方对涉台档案开放的节奏较慢。

第三，公众认知与宣传滞后。长期以来，社交媒体与民间话语中流传“唯独聂曦未封烈士”的说法。部分原因在于早年主流记忆里他被淡化，少见专题报道。他的生平在地方新闻或党史书籍里零星出现，不像吴石那样有强势话语权背景。

事实上，多家权威媒体报导确认聂曦于2006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福州新闻网在其地方报道中明确指出这一点。纪念场所也体现这一事实：2013年北京无名英雄广场，在四烈士雕像中就将聂曦与其他三人并列。

整体来看，“聂曦未被追封”是对历史进程的不完全了解，是对程序滞后与档案难题的误读。真实情况是，他被“慢慢记住”，迟来但不缺席。

2006的补位：一纸批文、一段迟来的正名

2006年这个年份，在聂曦的故事里显得格外安静，却又极有分量。那一年，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烈士补认工作展开，很多隐蔽战线人员被重新核实身份。福建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为民政系统烈士评定科）报送了一份材料，里面有个名字——聂曦

材料不厚，却包含最关键几页：吴石案的军事法庭记录复印件、当年台北刑场目击描述、聂曦家属口供与地方档案馆的佐证信。几位档案干部在采访中提到，审查时最难的是“牺牲证明”，因为聂曦的遗体未能回国、也无确切墓地。只能以军法档案、媒体记录、战友证言三条线共

同印证。

核定过程持续数月，文件最终经省、市两级审核，报送民政部备查。文件落款是那年冬天，烈士名册上新增一行字：“聂曦，福建闽清人，隐蔽战线烈士，1950年在台北牺牲。

那份纸质名册存档在福州。档案馆人员在整理时发现，聂曦的名字旁边还附了一张备注卡：“身份复杂、档案追补完成”。这张小卡片的存在，让后来查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被遗忘，而是被延迟。

追认当年的社会反响不大，新闻只在福建地方网站刊登。报道以《聂曦——马场町的最后秘密》为题，篇幅不长，却一句话点明事实：“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位烈士，英名同列，精神长存。”标题之后，没有评论，也没有渲染，只留下一行时间：2006年。

多年后，无名英雄广场落成时，设计稿上第一次出现了聂曦的雕像。塑像和另外三位烈士并肩而立，神态平静。雕塑师接受采访时说，四人站姿经过多次调整，后来他决定让聂曦略微前倾半步——那是他心中的“后来赶上”。

故事的关键在于制度运作的耐性。补认烈士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历史清算的责任。一个身份的恢复，需要纸、印、章，也需要时间和证据。聂曦等了一整代人，那份等待本身，也是一种证明。

有趣的是，地方上还传出过个“插曲”：民政办事人员在整理名单时差点把“聂”写成“聂希”，档案馆审查员核对旧影像时发现字体不符，才改回正确字形。一个字的差错，差点让烈士身份再一次模糊。若非档案仔细校对，那段历史可能又要多等几年。

那年的冬天，福州下小雨，追认文件在办公桌上晾干墨迹。没人知道，这份纸上的“追认”会在十几年后被影视剧唤醒，再度进入公众记忆。

从误传到铭记：名字定格的时刻

时间到了2020年，吴石案牺牲7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与福州两地举行。澎湃新闻报道，四位烈士后代齐聚一堂，共同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前献花。现场主持人念到“聂曦”时，全场肃立。那一刻，曾经“未追封”的传言彻底被现实抹去。

这种错位的认知，其实来自于传播节奏。几十年间，许多史实被片段化传播。部分媒体早期报道时只提三人，留下空白，也就让“唯聂曦例外”的说法流传。直到地方媒体在2006年确认补认，再到2020年全国主流媒体以“四烈士并列”统一口径，历史版图才彻底补齐。

纪念活动那天，吴石孙女接受采访时说：“爷爷和聂曦叔叔他们，一起走上刑场，一起回到历史。”这句话被新华社引用在报道结尾，也成为社会认知的定音句。

讲到这里，问题似乎结束，但故事还有余味。聂曦的后代至今未公开露面，烈士名录中的地址栏只留一句“福建省闽清县梅城镇”。当地干部在采访中提到，曾有几位中学生在烈士纪念日主动清扫聂曦祖坟，他们说：“以前只知道吴石，如今知道有四个人。”

媒体报道里的聂曦照片，多取自旧档案——白衬衫、短发、目光坚定。那张照片挂在北京无名英雄广场展厅入口处，旁边是说明文字：“隐蔽战线英烈——聂曦”。游客常常在这里停留，读那段简短文字。

错认、补认、重认——聂曦的故事几乎把“被历史确认”的过程走了个遍。程序的迟缓并非遗忘，而是谨慎。事实越模糊，验证越漫长；记忆越被误读，纠偏越重要。

在隐蔽战线的群像里，他不再是“例外”。烈士名单、纪念碑刻、影视作品、教材脚注，都已将他的名字放在正确的位置。人们在看剧、读史、参观时，再不会问：“为什么唯独聂曦没被追封？”

历史的节奏有时慢得令人着急，但它终究不会忘。吴石案的尘封一页，如今已翻到最完整的一行——四个名字并肩写在一起，风吹过石碑，也吹散了误会。

信源
1947年，上海：吴石与中共秘密接触，后受组织安排赴台执行任务，为情报工作奠基1949年10月，台湾：中共中央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抵台，与吴石建立联络链；同年岛内地下组织因内线叛变遭破坏。
1950年5月30日，台北：台湾当局以“叛乱”案宣判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等人死刑。
国家人权记忆库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四人被押赴刑场就义。此后成为隐蔽战线最早牺牲且职位较高的代表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