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初一，吴越王钱俶（原名钱弘俶，入宋后避讳，改称俶）进京上表：

两浙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连同五十五万多户、十一万多士卒的册子。这就是历史上的“纳土归宋”。

这一幕让吴越百姓直接免去战乱之苦。

然而，他到底是被逼到墙角，还是早把百姓的退路算到最后一笔？

亡国之前，他先把“刀兵”按住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初一，汴梁城里没有鼓声雷动，也没有押解俘虏的铁锁声。吴越王钱俶，是自己走进朝堂的。

他带来的不是战书，而是一摞册籍：两浙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口、兵员、府库，一项一项点得清清楚楚。

对一个割据一方三十余年的政权来说，这不是投降的姿态，更像一次刻意为之的交接：不让城破、不让兵动、不让百姓在战火里重新被统计一次。

从结果看，这是“亡国”。

但若只盯着这个结局，就会忽略一个更反常的细节：钱俶是在宋军尚未越境、吴越尚有一战之力时，主动把战争的可能性彻底关上了。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往前倒着看。

吴越并不是被一夜打垮的小国。

自钱镠起家以来，三代人都在做同一件事，保境安民、不和中原硬碰硬，始终位极人臣。

钱弘俶继位后，延续的正是这条路：守住地盘、发展水利、以民为本、善事中原。

在他眼里，“国”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争强，而是为了让江南不再成为反复被兵戈碾压的战场。

正因如此，当宋朝完成统一北方、南唐气数将尽，南方格局急转直下时，钱俶看到的并不是还能不能撑几年，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旦开战，两浙会变成什么样？

吴越地狭人稠、水网密布，最怕的不是攻城，而是拉锯。

战事一起，粮道断绝、水利毁坏、百姓被迫迁徙，几十年积累的安稳会在短时间内被清空。

就算侥幸保住国号，真正付出代价的，也只会是普通人。

于是，钱俶做了一件在成王败寇叙事中最不讨好的事：他选择让国家结束得体面一些。

不是兵败后的被迫献地，而是在局势尚可控制之时，主动关掉战争的闸门。

从这一刻起，他就注定要背上“亡国之君”的名号；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两浙百姓避免了一次注定惨烈的改朝换代。因而赢得后世赞誉。

从宫变阴影里走出来的君主，最怕“再乱一次”

钱弘俶本是一个闲散的王爷，他的继位始于一宫廷政变。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年末，掌握内牙军权的将领胡进思，率内牙兵将，突然发动行动，直接软禁了在位的吴越王钱弘倧。

没有外敌压境，没有战事失利，只是一夜之间，王位就易了主。

这不是一次血战，却比血战更让人心寒。它暴露了五代十国藩镇内部普遍存在的骄兵悍将的问题。

钱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前台的。

政变之后，胡进思等人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者，于是拥立钱俶即位。

表面看，这是一次顺理成章的继承；但从权力结构看，这是一次在兵刃阴影下完成的交接。

钱俶很清楚，自己坐上的这张椅子，并不是凭军功、也不是靠威望，而是在一场失控的宫廷危机中，被推出来稳定局面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庆贺，而是清理。

他迅速处置了宫变中的关键人物：直接斩杀了背判君主的何承训；同年三月，胡思进因忧惧交加病逝。

其余相关人物，或贬、或调，分散其权力。完成对吴越权力的交接。

这段经历，对钱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权利更迭对国家稳定的破坏。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鲜明的特征：钱俶在位期间，始终遵循祖训，保持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治国原则。

当南唐覆灭在即，南方缓冲区正在迅速消失。

钱俶比谁都清楚，一旦宋朝完成整合，吴越将直接面对一个兵力充足、意志明确的统一王朝。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残酷却清晰的选择题：

死守疆土，背水一战，换来江南战火；还是趁局势尚可控制，主动结束政权，换取百姓免于兵灾。

从王权角度看，前者更体面；从治民角度看，后者更可控。

钱俶选择了后者。

吴越为什么能“富而不乱”？他继承的是一整套“保民国策”

钱弘俶并不是一开始就坐在献地的答案上。

相反，在宋朝完成北方整合、开始南下之前，吴越与中原之间，仍然保留着相当的缓冲空间。

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南方格局在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

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军大举南下，吴越出兵配合，参与对南唐的军事行动，并在金陵会师。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钱弘俶入朝汴梁，受到隆重礼遇，甚至被封尚书令、兼中书令，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从表面看，这是一段风光时刻；但对钱弘俶而言，这更像一次清晰的信号，统一的节奏，已经不容旁观。

真正让他感到局促的，是随后发生的事。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被迫献出泉州、漳州。

这个动作，看似发生在闽地，却直接敲在吴越的神经上，南方割据势力，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空间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钱弘俶一度上表，请求解除吴越国王的封号与兵马大元帅及其相关待遇，只求归本道，换取一个相对体面的退场方式。

但宋太宗仅解除了他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其他请求并未得到允许。

这意味着什么，钱弘俶心里非常清楚：路，已经被逼到最后一段了。

继续存在，就必须面对下一步的统一手段；而统一一旦选择用兵，两浙必然成为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纳土归宋”不再是抽象的道德选择，而是唯一还能由自己掌控节奏的选项。

于是，他最终把祖训、现实与责任，压成了一次明确的行动，在战争尚未降临之前，主动结束对抗条件。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吴越亡了，但两浙没有经历一次典型的亡国之痛。

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十一万余士卒，整体并入宋朝版图。

对普通百姓而言，改朝换代并不是逃命，而只是换了年号继续过日子。

在那个时代，这是极其罕见的结局。

钱俶失去了国家，却保住了一方安稳。他把亡国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把兵灾的代价，挡在百姓之外。

从王权视角看，他是亡国之君；从民生视角看，他却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

吴越亡了，但江南没有碎。

这，正是钱俶留给历史，最安静、也最沉重的一笔。

参考信源：

文史中原｜李胜垒：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 河南日报 2025-09-08

吴越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 浙江日报/2024 年/10 月/7 日/第 0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