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疆域的扩张，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铁骑横扫、刀光剑影的迅猛侵略。

然而，中国古代的版图却在千百年间悄无声息地不断扩大，既无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也缺少那种火爆激烈的侵略形象。

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汉武帝派出张骞开辟西域通道，北疆的卫青霍去病鏖战匈奴，南方的马援、诸葛亮多次征服边疆民族……

这一切看似平和却又步步为营，历史长河中这些看似柔和而细致的布局，究竟是如何将大片土地纳入版图的？

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为后世奠定了统一的基础。

为了巩固这一统治格局，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

“车同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在统一前，各国车轿轮距不同，给交通、军队调动和商业往来带来很多不便。

秦始皇下令全国统一车轮轨距，这样无论是在中央还是边疆，车辆能够顺畅通行，军队调度和物资运输变得更加高效。

与此同时，秦始皇还推行了“书同文”，制定了统一的官方文字——小篆，使得原本各诸侯国使用的不同文字在官方文件和管理中得以统一。

统一的文字系统让法律、条例和政策的颁布、执行更加顺畅，同时也方便了历史文化的传承。

可以说，秦朝的这些举措是中国古代版图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奠定了数千年中国政治形态和文化结构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中国的版图扩张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张骞出使西域堪称开天辟地之举，他奉汉武帝之命，突破匈奴重重阻碍，终于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的联络渠道。

从此，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汉朝的丝绸、铁器、瓷器远达中亚乃至更远的地区，西方的马匹、葡萄等物种也传入中原，显著丰富了中原文化和物产。

与此同时，北方疆域的守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

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名将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抗长久威胁中原的匈奴。卫青屡次北伐，迫使匈奴南撤，稳固了边疆安全。

霍去病则以其极具进攻性的战略闻名，在20多岁时便率军深入漠北腹地，攻占狼居胥山，这座位于大漠腹地的战略要地被封为“封狼居胥”，象征着汉军将匈奴驱逐至边远荒凉之地。

在东南方向，汉朝对南部边疆的控制也逐渐加强。

云南地区和交趾（今越南北部）曾处于多民族政权纷争和局势混乱之中。

公元1世纪，著名将领马援被派遣南征，他率军进入交趾地区，剿灭了地方势力和叛乱，逐步将滇池周边的滇国纳入汉朝版图。通过军事征服和行政设置，中央政权开始在南疆地区推行直接管理。

不仅如此，诸葛亮在三国时期对南中的多次征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他七擒孟获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更结合了政治策略，对南中的民族进行安抚和融合。

诸葛亮推行“和而不同”的策略，除了武力征服，还采用政治招抚和经济开发，促进当地少数民族逐步接受中原文化。这种模式体现了汉晋至三国时期对边疆治理的成熟经验。

同时，诸葛亮创造性的发明“木牛流马”，解决了蜀汉军队在崎岖山地运粮的难题，提升了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保证了南征的顺利进行。

东夷和西戎：多元文化的长期吸纳

现在流行的美国文化霸权的情况，其实中国很早就在推行了。

中国古代东部沿海地区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商朝开国之君契的母亲简狄与吞玄鸟卵的传说被刻写在殷墟甲骨上，进入周朝后，姜子牙辅佐武王诛纣，随后在营丘地区建立齐国。

齐桓公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积极同化周边的东夷部族，将他们纳入中原王庭所认可的政治文化体系中。

随之而来的是语言的逐渐统一和风俗习惯的融合，东夷文化与中原礼仪相互交织，渐渐形成了汉文化圈的雏形。

到了秦始皇时期，他多次东巡山东半岛，视察并巩固边防。

山东半岛的部族和文化已大规模融入汉文化体系，成为中央政权实际控制和管理的区域。

这里的居民多数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字、礼仪和法律体系，延续下来的制度保证地方治理与中央紧密相联。

西部的情况则更为复杂。西戎包括氐、羌等多个族群，他们与中原的互动历史悠久。

周穆王的西征传说载于史书记载中，他驾八骏马车远征昆仑山，遇见了神话中的西王母。

与此同时，氐羌等部落逐渐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政治范围。

《史记》中司马迁对西戎十二国合并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简练的笔触描绘出政治版图的扩张，但这背后却是数十年权力争夺、民族交错融合的历史过程。

中原政权通过军事行动联合当地族群，同时推行汉化政策，建立起对西部地区的多层次控制体系。

师出有名：中国扩张的“正当理由”

中国疆域的扩大，与历代王朝对“大一统”理念的坚持密不可分。每个新王朝上台，都会承认前朝的合法性，以证明自身政权的正统性。这种逻辑直接推动了疆域的持续扩张。

例如，秦朝统一六国后，奠定了中国核心疆域的基础（约340万平方公里）。汉朝继承秦的疆域，并通过对匈奴的战争和西域的经营，将版图扩展至约600万平方公里（《汉书·地理志》）。

此后，无论是唐朝对西域的控制，还是元朝对青藏高原的纳入，每个朝代都在前朝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领土。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通过对准噶尔、回部等势力的征讨，最终确立了约13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雏形（《清史稿·地理志》）。

无论是秦汉的统一战争，还是明清的边疆开拓，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为军事行动寻找正当理由。

这种逻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义”的核心价值，即行动必须符合道德与政治合法性。

以明朝永乐帝朱棣为例，他五次北征漠北，打击蒙古势力，每次出兵前都要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据史料记载，朱棣曾援引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中受辱的历史事件，作为北征的借口（《明史·成祖本纪》）。这种跨越1400年的“报仇”说辞，颇具创意。

类似的情况在汉朝也有体现。西汉时，楼兰古国曾杀害汉使，汉朝虽未立即报复，但此事被后世文人反复提及，视为“未雪之耻”（《汉书·西域传》）。

有趣的是，这种“继承”逻辑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民族融合。每当新朝代接管前朝疆域，必然伴随着对边疆民族的吸纳与整合。

从汉朝的匈奴内附，到唐朝的突厥、回纥归顺，再到清朝的蒙古、藏族纳入中央管辖，56个民族的大家庭正是通过这一漫长过程逐渐形成的。

礼仪之邦的“刚柔并济”

中国自古标榜“礼仪之邦”，但这里的“礼仪”远不止表面上的礼节，而是包含了一套复杂的治国与外交原则。

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往往以“怀柔”为主，辅以“武力”为后盾，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扩张模式。

在“怀柔”方面，中国历代王朝通过册封、朝贡等制度，将周边国家纳入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体系。

例如，唐朝册封吐蕃为“甥舅之国”，宋朝与辽、金维持“兄弟之邦”的关系（《新唐书·吐蕃传》）。

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让中国在扩张中显得不那么“侵略性十足”。与其他帝国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不同，中国的军事行动往往被包装为“平乱”或“惩戒”。

例如，元朝对东南亚的征讨被描述为“讨伐不臣”，清朝对廓尔喀的战争则被视为“平定叛乱”（《清史稿·兵志》）。

三国时期的孙权，被网友戏称为“江东杰瑞”。

孙权据守江东，面对北方的曹操和西方的刘备，始终保持战略平衡。

他既能在赤壁之战中联合刘备抗曹，也能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展现了高超的生存智慧（《三国志·吴主传》）。

中国记录历史的方式，也为“侵略性不强”的形象增添了独特色彩。

史官在书写胜利时，往往惜墨如金，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例如“封狼居胥”形容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六王毕，四海一”总结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在记录失败时，史书则详细到“哪年哪月、谁败于谁、损失几何”，如《资治通鉴》对安史之乱的细致描述。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领土扩展虽然看上去不像西方史书中那种侵略性极强的快速扩张，但实际上依赖的是帝国文化的辐射，逐步吸纳各类边疆民族，通过政治联盟和地方合作实现统治。

王朝通过战略结合武力与政治，实施文化融合和经济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一统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中心以领土作为筹码，实现对边疆广袤地域的长期控制，演绎出华夏历史上的宏大版图。

参考资料：[1]李丹,王少明.从中华民族主体性理解“自古以来”的国家叙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9(2):134-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