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的饺子

后天便是冬至了。临街的饺子馆早早挂起了红灯笼，玻璃门上贴着各色馅料的名称，密密地，像一份丰腴的清单。我推开厚重的门帘，暖气混着面汤的香，扑面而来，熏得人有些恍惚。墙上电子屏轮番展示着翡翠虾仁、孜然羊肉、鲅鱼韭菜的诱人光影，而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那菜单角落里一个极朴素的词上——“萝卜油渣”。心里，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软又疼。

我的冬至，我的年，是从奶奶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开始的。那时的冬天，真冷啊，是一种无所不在、咬进骨头缝里的冷。可再冷的风，也吹不散我们这些孩子心里对“年”那点滚烫的盼头。这盼头，最终都实实地落在奶奶的案板上，落在大年初一，那唯一的一顿饺子上。

馅，是早几日就备下的。奶奶从窖里取出藏了一冬的青萝卜，洗净了，在擦子上“唰唰”地磨成细丝，焯水，拧干，那团拧得紧紧、黄绿相间的菜团子，是她手下第一个温驯的奇迹。真正的宝贝，是一小碗白润润的猪油渣。那是平日炒菜时，从肥肉膘上小心翼翼炼出的，积攒了许久，像一笔丰厚的财富。油渣被菜刀细细地剁碎，混进萝卜丝里，再撒上些同样金贵的盐花和自己种的香菜末。没有葱花，没有姜末，更没有肉。奶奶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搅得那馅料油润起来，亮晶晶的。这便是我们全部的、无上的珍馐了——萝卜大油饺。

年三十的夜，黑得瓷实。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灯下，看奶奶包饺子。面团在她手里服帖极了，擀面杖轱辘轱辘地响，擀出的皮儿圆得像十五的月亮，中间厚，边上薄。她舀一勺馅，不多不少，手指头一捏，一个胖鼓鼓的元宝就站在盖帘上了，一圈一圈，像沉默而庄严的仪仗。我们小孩子是不许插手的，只能看，看着看着，那混合着萝卜清甜与油渣焦香的味儿，仿佛就从那未封口的面皮里钻出来，勾得肚子里的馋虫一阵阵闹。

然而这期盼，还得再捱上漫长的一夜。大年初一的饺子，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敬”的。第一碗，必得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祖先牌位前。然后，才是我们。可即便是轮到我们，也并非能尽兴。饺子不是单独煮的，而是下在一大锅滚沸的“凉粉汤”里。稀薄的汤水中，饺子与凉粉块沉浮不定，得用漏勺仔细地捞。奶奶给我们分盛，每人碗里，只有那么几个饺子。凉粉可以添，汤可以续，唯独饺子，只有那么多。我们总是先小心地将饺子像宝贝样拨到碗边，囫囵吞下凉粉，灌下半碗热汤，肚子里有了暖意，才用筷子尖，一点一点地，品尝那来之不易的滋味。萝卜的甘绵，油渣的酥香，被那简单到极致的面皮一裹，在口腔里化开，竟成了童年味蕾上，最盛大、最奢侈的典礼。那味道，是清贫岁月里熬出的一滴油星，亮晶晶的，照亮了整整一年关于富足的想象。

后来，像河床不知不觉地拓宽，日子也当真一点点地“宽”了起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也能围坐在一起，热热乎乎地吃上一顿“纯”饺子了。馅里的油渣，换成了实实在在的肉末。再后来，冬至也成了家里一个郑重其事的节日。母亲会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于是，冬至的餐桌，也摆上了热气腾腾的瓷盘。饺子于我们，已不再是奢侈的期盼。

而如今，别说冬至了，只要你想，日历上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可以变成“饺子日”，甚至连包饺子都不用包。超市冰柜里是汹涌的饺子的海洋，各种馅料争奇斗艳，仿佛在开一场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就像此刻，我面前这盘“萝卜油渣饺”，精巧，白净，咬一口，调味精准，甚至能吃出些为迎合现代口味而加入的香油与味精。它是它自己，一个不错的商品。它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在年三十昏黄灯光下，被奶奶粗糙的手赋予灵魂的、滚烫的“元宝”。那个“元宝”，连同那必须数着个儿吃的虔诚，那混合着凉粉汤气的、充满仪式感的清晨，一起，被岁月妥帖地收进了某个再也打不开的盒子里。

我慢慢吃完盘中的饺子，结了账，重新走入街上凛冽的风中。城市华灯初上，将冬至前的夜色点缀得温暖而繁华。我知道，后天，无数的饺子将在无数的锅中沸腾，氤氲出这个时代安稳而丰足的雾气。这自然是极好的。

只是我的舌尖，我的心里，却永远为另一种味道，留着一个清寂而滚烫的位置。那味道，与至贫相连，也与至富相通；它诞生于物质最局促的年代，却成了精神上最阔绰的飨宴。它让我在每一口丰腴的满足之后，仍能清晰地记起，我们是从怎样的一片土壤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这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饺子馅料的、明亮的冬至前夜。

乔新贤2025.12.19于上海